當下，無論是在國家、在企業還是在個人的意識中，增長似乎已經成為某種堅強的信念，大多數人甚至未經深入思考即采取全盤接受的態度，乃至將增長提升至“信仰”的崇高層面。 于是乎，不論經濟整體前景是強是弱，也不論行業發展趨勢是好是壞，大多數的決策卻毫無顧忌地立基于一個逐漸固化的統一定式，即無條件地采取“向前”的姿態，以服從于增長為決策的最高指針，并信奉增長本身就能自動解決所有的問題。 事實上， 增長的當下信奉者不僅從形形色色的時髦理論中找到了足夠的支持，如拉姆·查丹就在《執行》一書中提出了“如果你的企業沒有增長，那么你的死期將至”的驚悚論斷，與此同時過去幾十年內高速發展中的中國經濟，也因制造出眾多抓住增長的機遇而走向成功的范例，而成為了他們的有力說辭。 增長具有太多的優點。對于國家主政者而言，發展中的中國經濟需要持續性的增長，甚至是加速度地增長，來追趕“領先者”的步伐，來榮耀國民、“發揚國光”；對于地方政府而言，增長是形形色色的計劃和指標的最大落實，不僅關系到一方百姓的切身利益，更是一地政府政績的最終反映；對于企業而言，增長是企業前景的堅實保證，而失去增長性的企業不僅會被資本市場無情唾棄，也會因人力資源的大量流失而自身最終瓦解；對于企業管理者而言，他們的使命就是要維持不斷地增長，因此追求增長既是思想宗旨又是行動目標，“管理者的職業成就來自于帶來增長，而不是管理衰退”；增長，也給百姓們帶來了無盡實惠，它不斷生成出各種物質或非物質的“財富”形態，并不斷轉化為銀行存款、房產汽車、股票證券，以及各種奢侈物品或者奢侈性的精神享受。 的確，增長具有無可比擬的極大魅力，然而這種魅力本身甚至也有可能被放大而成為某種“誘惑”，并最終生成了所謂“為了增長而增長”的怪異現象。國家需要增長，于是會為了維持增長而不斷投下巨資，最終成為增長的“買單人”；地方政府需要增長，于是會為了推動增長而傾囊而出，最終留下了許多“半截子”的宏偉計劃；企業需要增長，于是會為了增長而大肆擴張，最終因能力與資本的缺失而轟然瓦解；管理者需要增長，于是會為了描繪一根不斷向上的曲線，虛擬出各種漂亮的數據或商業圖表，最終就像美國安然公司管理層一樣，因撒了一個“彌天大謊”而鋃鐺入獄。 相對于增長，“高速的增長”更像是一個“虛幻的神話”。而在中國，它因前期的實踐性結論而同樣成為了一種“信仰”。我們似乎已經習慣了GDP每年超過兩位數的增長率，并對所謂的“跨越式”發展形成集體性的認同。在這一背景下，我們往往過高地估算了自己的智慧與能力，以至于使自身的決策超越了一般規律的控制。我們甚至不能容忍有效而低速的增長，轉而推崇“加速的增長”，由此極大地導致了決策中的“非理性”，并且逐漸生成出我們思想意識中的“泡沫”。事實是經濟層面產生的“泡沫”并不可怕，因為經濟規律自有調節的完善手段，然而思想意識中的“泡沫”則是貽害無窮的，它將無休止地影響我們的判斷，并成為我們實踐工作中揮之不去的陰霾。 在相對長的歷史階段，藝術市場一直像是一個襁褓中的嬰兒，甚至是一個發育不健全的嬰兒。而對應于這個市場的參與者也是一個小眾的圈子，由藝術專業人士以及形形色色的藝術愛好者所組成的群落。藝術市場相對的封閉性與專業性，既是它的特征，也是它的制約因素。 從歷史的角度而言，藝術市場雖然呈現出階段性的變遷特點，但是在19世紀之前漫長的歷史階段，并未出現過相對劇烈的本質性變化。而到了19世紀中期，藝術市場首先在歐洲開始了從古典形態向現代形態的轉型，并在20世紀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得到了最終實現，而其最重要的成果就是整合了歐洲藝術的資源，推動了歐洲藝術市場的規模化，并實現了歐洲與美國的藝術市場的協同發展。二次大戰之后至80年代是藝術市場的深入發展期，在這一階段不僅達成了歐美藝術市場的一體化，也因亞洲藝術市場的有機融入而實現了藝術市場全球化的雛形格局。90年代至今是藝術市場全球化發展的新時期，在藝術資源整合重組的基礎上，藝術市場的規模得到了空前的發展。 與藝術市場的歷史性變遷相一致，從增長的角度而言，藝術市場亦以上述分期為界分而呈現出段落性的特征，而從具體數據研究中我們還可以得出藝術市場發展增速加快的結論。其原因主要有二，其一是因全球化而引發的全球藝術市場的規模化發展，其二是席卷全球藝術市場的藝術投資熱潮。根據紐約大學Stern商學院的麥克·莫斯和梅建平所提供的研究結論（Mei/Moses Annual All Art index），從自1875年至今的130余年而言，藝術品的增值是不敵股票的。而自1952年至今藝術品投資的回報率則已經超過股票，其中1960年至2003年藝術投資的平均收益率約為13.2%，但根據標準普爾的數據，同一時期的一般性投資的平均收益率只有12%，而1999年至2004年藝術投資的平均收益率更比一般性投資高出了5個百分點。目前，藝術投資的理念已經深入人心，而最終的結果則是資源與資本的共同涌入，從而極大地推動了藝術市場的規模與價格的同時增長。從2006年5月由紐約蘇富比以及法國藝術價格網（www.artprice.com）提供的最新研究報告來看，全球藝術市場的增長速度仍在加快，更多的數據表明全球藝術市場的發展已經進入了一個全新而快速的增長階段。譬如5月份歐美藝術品拍賣的平均價要比定性為“泡沫化”的1990年還要高出56%；美國紐約5月份的藝術品價格增長率也達到了自1999年以來的最高值，而自2006年4月以來藝術品均價已經累積了49.6%的漲幅。專家們還指出，在過去的10年內西方藝術品價格的平均增幅甚至已經高達144%。 自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中國藝術市場的發展無疑立足于全球性的背景，并日益體現出與國際市場靠攏接軌的趨勢。作為世界性的大國，中國不僅具有形成區域交易中心的優勢，同時也在國際性的競走過程中逐步掌握了自己的話語權。與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相一致，中國藝術市場也呈現出不斷增長的發展態勢。從階段性發展的特征而言，基本形成了自1978年至今每5年一個小段、每10年一個大段的增長周期。而1994年與2003年無疑是中國藝術市場發展的關鍵年份，前者以中國藝術市場的結構性成型為指標，后者則以中國藝術市場的加速增長為表征。以內地藝術品拍賣業巨頭中國嘉德為例，2005年全年的成交總額達17.7億元，而2004年的成交總額為10.67億元；以國內六大藝術品拍賣公司中國嘉德、中貿圣佳、北京翰海、北京榮寶、北京保利、杭州西冷為例，2005年共成交文物藝術品20323件，成交總金額達到52.5億元，比2004年提高了52%。而以香港地區的蘇富比拍賣公司、香港佳士得拍賣公司為例， 2005年香港蘇富比拍賣公司全年拍賣總成交金額為12.35億元港幣，2004年度的拍賣總成交金額為6.48億元港幣，增長率達到了91%；2005年香港佳士得拍賣公司拍賣總金額為14.47億元港幣，而2004年的相關數據為8.45億元港幣，增長率為71%。 中國藝術市場的新一輪增長速度的確超出了人們的想象。而面對這一新的形勢，無論是樂觀主義的決策者抑或是悲觀主義的當事人，卻幾乎是毫無例外地把增長看作是必須，視增長為唯一，而抓住機遇且獲得增長更成為了成功標志。幾年以來的高速增長，讓很多業內人士相信這種增長會持續下去，為了追求短期的增長，他們或者大肆擴張以至于超出了自己能力和智慧的可控范圍，或者抱著虛幻的增長信仰去拓展新的業務，不僅忽略了可能的風險，而且危機防范意識極其薄弱。而業內的普遍贏利，也讓原來的圈外人士蠢蠢欲動，正如他們也不加思索地接受增長的信仰一樣，他們大多的決策僅僅依據自身對于未來的直覺判斷，或者停留在人云亦云、道聽途說的層面。而圈外人士一窩蜂地涌入，不僅大大地降低了藝術市場的準入標準與專業門檻，也在極大地推動藝術市場規模化增長的同時，制造出了某種“虛火”。近期的一些數據，譬如北京一地新成立的藝術品拍賣行已經超過50家，而同樣在5月的北京共計有51家新畫廊開張營業，已經清晰地勾勒出了某種令人擔憂的趨勢。 然而在現實中，藝術市場與其它類型的市場一樣，并非永遠會在增長，而高速增長更像是某種的神話。2005年底中國藝術市場出現的調整似乎已經說明了一切。中國書畫的價格起伏自然不言而喻，然而從2006年春季近現代中國書畫的拍賣情況來看，后市仍有繼續探底的可能，因此調整幅度也仍有繼續加大的趨勢。然而，現階段油畫與當代藝術的火熱行情似乎仍成為人們繼續秉持增長信仰的有力維系。人們或者已經察覺到危機的到來，而被虛幻的增長所遮蔽而不愿意面對現實；或者明明已經身陷調整的“渦漩”，卻仍在增長信仰的驅使下，力圖通過全力投資或拓展新業務的方式迅速地“咸魚翻身”，以至于在泥潭中奮力掙扎反而越陷越深。 對增長的迷戀使得目前的中國藝術市場已經太缺少個性與獨特，這顯然與藝術的本意南轅北轍，也與藝術品的價值不相匹配。事實是增長在導致規模化結果的同時，也在無情地消除著市場的間隔、完美的策劃以及精致的環節。中國嘉德的內部數據統計已經再次驗證了耳熟能詳的“二八定律”，即20%的客戶創造了80%的銷售額。因此即便你不遺余力地開拓新的客戶群體，但新客戶帶來的收益仍然是微乎其微。與其如此，不若通過加強客戶的維護，來填補目前仍普遍被忽視的“軟肋”——售后服務，或者在主題策劃、展覽展示、宣傳推廣上下些苦功，不至于千人一面而毫無新意。 新業務拓展的低成活率是商業的自然規律。李嘉誠投資新業務的原則是即便它完全失敗也不會影響公司的生存。英國的坎貝爾也認為，好機遇的出現不應寄希望于短期，也許會讓你等上10年，因此在新業務能夠給自己帶來大幅增長之前，你還是應該渡過一個低成本的運作年代。而在坎貝爾新作《成長的賭局》（The Growth Gamble）中他還進一步點醒我們，讓我們必須面對這樣的現實，低增長是常態，而不是例外，而從業者的真正挑戰是如何明智地管理低增長。 面對中國藝術市場的現實，我們對于未來還不至于太過悲觀，然而我們的觀念則必須改變： 我們將要做出的決策應該是基于現實的決策，而不是基于非理性的增長愿望； 增長是一種存在，是一種狀況，但并非我們的唯一。 唯有如此，我們才能在增長中顯得從容，并為將來的各種可能而未雨綢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