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述背景 　　三十年前，作為回城知青、一線工人、武術和攝影愛好者，安哥親歷了那個動蕩中開始解封的時代，并開始嘗試用平民的視角記錄身邊世事，為廣州這座城市留下一抹獨特的個人記憶。 　　1976廣州口述史，復活特殊年代的特殊記憶。 　　1976年7月28日，唐山地震，24.2萬多人死亡。本報近期將推出相關報道，誠征講述人和線索。一經采用，支付線索費。 　　電話：020－87388888；傳真：87373419；電郵：guangzhouxw＠vip.sohu.com 　　記錄人：本報記者　王海軍 　　特約審稿： 　　陳登貴　毛澤東同志主辦農民運動講習所原所長、現任業務指導 　　高宏的　廣東省政協教科文衛體委員會辦公室主任 　　講述人·安哥 　　著名攝影家，1947年生于大連，1949年到北京。1968年去云南做知青，1975年到廣州做工人，1979年4月入中國新聞社廣東分社任攝影記者。曾出版攝影專著《生活在鄧小平時代》。 　　“1976年確實是個轉折點，我們開始慢慢有了獨立思考的能力，只是，做夢也想不到中國會有今天這么強大。我29歲之前的那段青春歲月，對一生都有影響。 　　1979年，我轉做攝影記者。雖然也天天在拍新聞，但更多時候把鏡頭對準了世俗生活。至于照片漂不漂亮，那是各花入各眼的事。最主要的是，用心靈觀照世界。　　　——安哥” 　　(旁白：安哥的故事聽起來和他本人一樣淡定從容。或許因了職業的緣故，這些故事又常常是充滿了場景和色彩的。在一個潮濕多雨的午后，一個人和一代人青春的印跡，在淡淡的煙霧和黑白照片中一頁頁閃回。) 　　安哥：1976年初，我已經在廣州做了幾個月的工人。此時，社會已經不像文革初期那么狂熱和緊張，常有北京的朋友過來傳些小道消息，人與人之間也開始有了橫向聯系。而在此前，單位領導、班主任、甚至入黨積極分子，都在盯著你的言談舉止，等政治運動一來，都可能對你擁有生殺大權。 　　習武 　　10歲那年成了“家長” 　　我關于這方面的可怕記憶從10歲時開始。那時我們全家還住在北京。一天晚上，我和弟弟打架，媽媽打我，我就氣得跑出去，類似“離家出走”。天黑了，我聽見媽媽到處找我。最終還是回去了，并做好了挨打的準備。但是，媽媽并沒有打我，而是突然與父親抱頭痛哭，聲音非常凄厲！我嚇壞了，趕緊承認錯誤。但是，他們只是大哭，根本聽不到我說什么。哭了好久，我媽說：不關你的事兒，快上床睡覺吧。然后，就擦著眼淚各自回房了。 　　沒過多久，父母就被下放到海南一農場了。臨走前，他們把我和弟弟從干部子弟學校轉到了太保街小學。又找了一個老保姆。臨走時，媽告訴我：“我們走了，你就是家長了”。 　　父母走后，我家也從門口有兩個小石獅子的三間大北房搬到了一小間偏房。后墻外是個大煤堆，所以，墻上有大片濕黑的印跡。 　　有一天我去上學，經過機關大院的門口時見到貼在墻上的告示，我才知道：我媽被打成了右派，我爸被打成了右傾。 　　太保街小學與我原來就讀的育才小學差距很大，是一所走讀的平民小學，偏重掃盲性質。六年級的女同學就挺著懷孕的大肚子來上學的。我的班長叫劉玉蘭，也是六年級畢業就嫁人了。我后來常見她一個人冒著漫天風雪，在胡同里拉板車。 　　我的行為習慣生活方式和他們差別挺大。我講普通話，他們都講最痞的北京話。那時，我大概長得也很漂亮，在育才小學時曾被選去給胡志明獻過花。一些同學就經常戲弄我。一次放學，一群大孩子，跟在我身后唱電影《阿詩瑪》的插曲“阿哥阿妹情誼長……”，還把我往那女孩身上推。我還手，就打起來，最后被從一個煤堆上摔倒再踢下來……我至今也沒有看過電影《阿詩瑪》。 　　因為老被欺負，我就想去學武。后來，在雍和宮附近，見到一個四合院門口掛著“中國國術社”的牌子，我探身進去，見一個老師傅，正在教武術，就拜他為師。每月交三塊錢學費。我師傅叫陳子江，我后來才知道，他是當時中國武林的形意拳高手。 　　入團 　　掏遍東城所有胡同大糞 　　上初中后，入團成了大問題。我父母都是老革命，我又是家中老大，當然要爭取入團。初二時，我遞了入團申請書。但團支部說我還沒跟右派家庭劃清界限。上高中時，學校組織學習時傳祥，參加掏糞勞動。我為了改造思想、與右派家庭劃清界限，乒乓球也不打了，武術也不練了，全心全意地掏大糞。不僅參與學校組織的，還利用節假日去東城區清潔隊跟班干。每天一干就是八小時。 　　掏大糞也有規矩：走進一個院子，要把吊桶往門坎上頓一個尿印兒，告訴其他師傅：這院有人掏了。進廁所以前，先要咳一聲，免得人家解手的大姑娘、小媳婦措手不及。走以前要把茅坑掃干凈，免得住戶有意見。背糞桶也很有講究：糞桶里的屎尿很容易與步子頻率產生共振。走得不好，它們就“轟”地一聲沖上天空，“嘩”地一下灌進脖領，然后順著脊梁溝流到腰際，被褲帶截住形成涼涼的一汪…… 　　時間長了，我差不多掏遍了東城所有的胡同，一二百斤的大糞桶，我腿一別，腰一擰，就上肩了。一年后，掏糞隊的師傅們給學校寫了封信，說我勞動積極、改造思想很刻苦，夠團員標準。團支部大會通過決定，吸收我入團。然后，學校團委書記找我談話，劈頭就是：“你不老實！還沒把你母親的右派言行交代清楚！” 　　回家后，我按組織要求，追問我媽，讓她坦白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言行……我媽哭了，我也哭了。 　　后來，我父母單位黨委辦公室給學校打了電話，我才入了團。 　　下放 　　到云南的首批北京知青 　　那些日子里，我所感到的恐怖，永遠是最可怕的。1966年，高三了，但是，我已放棄考大學了。因為，對學校里的這些政治氣氛感到厭倦了。 　　不過，很快，所有人都放棄高考了，因為，文革開始了。學校里開始抓反革命，出身好的斗出身不好的，也開始斗老師。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接見了紅衛兵。沒幾天，班里開班會，一個少將的兒子罵我一個出身不好的朋友是“狗崽子”。我就和他拍著桌子對罵：“你是什么崽子？……”。幾個要好的同學覺得我惹了大禍，繼續呆在學校太危險，就到學校開了證明，當晚，我們四個就坐火車離開北京，參加“大串聯”去了。 　　先到天津，然后去南京、上海、南昌、武漢。坐火車免費，到各地都有人招待，對我們很客氣。我們其實也沒什么明確的目的，到各地看看玩玩，散發一頁頁寫著“語錄”、“造反”的傳單，就算革命了。 　　“串聯”回來后，學校里還是停課。我也無意“革命”，就接著到地壇練了一年的武。號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后，我背著家人報了名，和其他知青一起共55人，成為首批下放到云南的北京知青。 　　批斗 　　裸體洗澡小伙看呆了 　　1968年2月，到了昆明。當時《云南日報》發表文章，歡迎毛主席身邊的紅衛兵。為此，昆明的兩個造反派還停止了武斗。即便如此，晚上的昆明還是到處槍聲。 　　從昆明再坐三四天的車，到達目的地景洪市勐龍鎮。真是漂亮！藍天白云，大片的原始森林。恰逢甘蔗豐收，勐龍河上五米多高的大水車，嘎吱嘎吱地榨蔗糖，日夜不停。其時，各種政治運動還沒到這里，少數民族還沒戶口，也不交公糧，對待我們更是熱情友好。 　　我們的工作是燒山種田。把樹木砍倒后，全隊人坐在操場上，身邊放著裝滿水的面盆和水桶，以防燒著我們的茅草房。頓時，整個山干柴爆裂，烈焰沖天，真是壯觀…… 　　日子很艱苦，但大家過得很高興。但是，一年后，更多的知青，北京、上海、成都、重慶的，先后來到，政治運動也到這里了。農場開始分為兩個派別，我們都被要求“站隊劃線”。 　　一次總場開批斗會，各生產隊都把本隊的“炮派”“走資派”等集中起來，戴了高帽，掛了牌子，每人一個破盆敲著。由造反派帶領我們喊著口號排隊去大勐龍。走到橋上，一傣族小伙正在河里洗澡。見到我們的隊伍，兩腿一夾，赤身裸體站著看呆了。當時，傣族不論男女都是公開在外裸浴的。 　　我們55個北京知青也終于被戴上了“路線錯誤”的帽子，被要求分散到其它農場。分手時突然大家都哭起來。我也覺得喉嚨很癢，但又覺得，我不是在哭，而是在嚎，像狼一樣地嚎。那是我一生中最后一次哭。 　　氣氛越來越緊張，斗爭越來越激烈。同來的北京知青中有一個叫凌瑜的同學，家里是右派，在這里又被加上“路線覺悟不高”的帽子，思想壓力大，干活特拼命，終于病倒了。還堅持不下山。次日早上就昏迷了。我和同學步行十多公里，抬他到分場，再轉拖拉機走十多公里，到總場治療。但沒過幾天就死了。 　　生活更加艱苦。二百多人的農場，每頓炒菜只放一酒盅的油。只有到國慶、春節，每人才能吃上一碗豬肉。但次日一早，廁所前開始排長隊，男廁女廁拉稀聲此起彼伏……腸胃不適應了。　 　　一晃就是好幾年。一幫遠離家鄉的男男女女，——尤其是我們之后過來的那一批，很多都沒怎么讀過書，腦子也很單純，鬧出的故事越來越多。常常聽說某某打胎了，某某又在廁所看見死孩子了。前幾年大熱的一部電視劇《孽債》，講的就是我們那時候的事。　　 　　回城 　　和街道老太太過組織生活 　　1974年，我父親被從江西五七干校派到廣州搞僑務工作。根據當時的政策，身邊沒子女的可以申請一個回城。1975年1月，我終于離開了生活7年的西雙版納。到昆明后，行李、自行車等全不要了，買了一張機票直飛廣州。實在是一天都不想再呆了！ 　　我對廣州的印象很好。城市干凈整潔，農林下路兩側都是高大的白玉蘭，開花時，滿大街都是清香。那些西關人家，雖都是小門小戶，但個頂個的整潔。清潔工洗馬路，都是用刷子刷。雖然文革還沒結束，但這里已經有了人與人之間的橫向聯系，不再是靠組織一層一層地單向領導了。 　　父親長期在汕頭蹲點，家里就我一個人。我沒有工作，沒事就和一幫街道老太太過組織生活，幫她們整理點資料。還委托父親戰友的孩子幫我從中大借書，巴爾扎克、雨果等世界名著，都能借來偷偷地看。 　　還有機會和朋友去越秀山體育場看足球賽，尤其是有容志行、古廣明、何佳的比賽，我們都去看。他們的球踢得既聰明又漂亮，比現在的好看。我記得好像是1975年，剛在前一年拿了世界杯冠軍的德國隊來，被廣東隊贏了。讓廣州的球迷“瘋”了好長時間。 　　1975年下半年，我被分到南石頭一家研究所的工廠做修理工。不久，被辦公室抽調去宣傳批鄧。經過這么多年折騰，我已經有了獨立意識。就在墻報上將鄧小平的言論與“四人幫”的一一對比列出來。很多人看見都沖我笑，知道我“不懷好意”。但也沒人說什么。 　　會友 　　水瓶膽里藏四五運動底片 　　到了1976年，廣州的高壓政治空氣更淡了。常有朋友從北京過來，轉道去香港或云南，總能帶來一些小道消息。四五運動，我們都聽說了，但廣州沒見什么動靜。兩個月后，兩位北京的朋友先后來訪，先是薛永康，他是著名攝影家薛子江的兒子，我們小時候在一個大院玩。后來又有粘偉強，是印尼歸僑子弟。他們當時來廣州探親。就把一包底片交給我，全是他們拍的關于四五運動的。北京查得很緊，他們說，偷偷把底片藏在暖水瓶膽里才保存下來。正好我在家里裝了一個三個來平米的暗房。他們走后，我就在家偷偷沖洗，有幾十張，記錄了天安門廣場悼念周總理的情況。我看了并沒覺得害怕。當時想，時代潮流改變是阻擋不了了！后來，薛、粘兩人將照片取走，1978年，在香港的雜志上發表了一期專刊。 　　這一年，我還跟著朋友去拜訪了蔡俊三。他也是著名攝影家，當時快九十歲了。在他家里，可以翻看很多香港的攝影雜志。這在當時的內地，是不可想象的。那時，國內報紙上的照片都是“假、大、空”“為政治服務”的。看到陳復禮、簡慶福等香港沙龍攝影家們的作品，真是耳目一新。 　　練武 　　四處找同道中人比試 　　廣州和香港有一種天然的聯系。1976年，還有很多人偷渡香港。珠江上，到處是拿著(籃)球膽練游泳的人。都是打著響應毛主席“到大江大河里去”的口號。但大家都知道，其中很多人是為了練習偷渡到香港。 　　除游泳外，也有很多人練習搏擊。我由于早年練過武，就通過父親戰友的孩子，找到一個叫袁百旺的師傅，學習搏擊。我們一般在越秀山、荔灣湖練，也到過新滘鄉下。一幫人對打，后來嫌不過癮，就去找別的圈子比試。那時大家純粹是以武會友，并沒有聚眾打架。 　　一次，我們這幫人約了另外一幫人，在荔灣湖比試，都是單打獨斗，完全沒護具的。我就在旁邊拍照，打得很激烈，其中一個鼻子被打出血了，衣服都撕破了。我就抓拍了一張照片。剛拍完，就有人喊：“警察來了！”呼啦一下，我們全散了。跑到公共汽車站，兩個交手的還邊抹鼻血邊握手：“下次再打！” 　　我們這邊還好，對方那個圈子里就有很多人偷渡到香港，還聽說有些人偷渡不成被抓了。我拍的那張照片，成為那個特殊年代的一種記憶。現在回頭看，那時有那么多年輕人練武，一方面固然是想強身健體，偷渡香港，同時，也是因為日益厭倦了高壓的政治話語。（信息來源：南方都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