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州書畫藝術的流派特征，作為一種“事實存在”，很早就為人們所認同，稱之為“吳門書派”和“吳門畫派”。但對它們進行系統而深入的研究，成果一直不太理想。20世紀80年代以來，如果說“吳門畫派”研究還有屈指可數的重要著述問世的話，那么，“吳門書派”研究則幾乎是一片空白。令人欣慰的是，蘇州教育學院葛鴻楨先生的新著《論吳門書派》（榮寶齋出版社），在史料占有與學術闡釋兩大方面，都達到了超邁時賢的境界，而成為當代書壇關于書派研究的扛鼎之作。 　　一事之成是需要相關條件作支撐的。《論吳門書派》之所以能寫成，我想，至少取決于如下三大條件： 　　首先是環境優勢。過去在思考書法研究方法論問題時，筆者曾以為，搞書法史研究的最佳環境，當在博物館與高等院校。而本書作者恰好擁有這種特殊的環境優勢。他早年在蘇州書畫社（后改稱“古吳軒”）工作，上世紀80年代初調蘇州博物館，十多年后，又進入蘇州教育學院擔任書法教授。他在該書“后記”中告訴我們，正是到蘇州博物館之后，才著手收集有關吳門書派研究資料的。蘇州博物館以收藏蘇州籍的古代藝術家作品為主，它是吳門書派研究者必須浸淫其中、反復爬梳的資料庫，但如果身居異地、遠離該館，誰又能做得到呢？ 　　其次是使命意識。作者具有一種強烈的使命意識，正如他在本書“緒論”中所說：“在中國書壇，‘現代書法’呈方興未艾之勢，‘中國書法要走向世界’、‘反傳統’一時成為書壇時尚。在這種背景下，即使一向比較重視傳統文化的蘇州，在對地方歷史文化的研究中，吳中書法特別是曾經輝煌數朝的‘吳門書派’竟一直處于被忽略或者說被無視的境地。我當時立志研究吳地書法與‘吳門書派’的初衷，即想改變這種狀況，將吳門書壇的優秀傳統展示給今人，希望對吾輩及后人有所借鑒。”使命意識既立，鴻楨先生便利用工作之便，一邊傾心資料尋覓，一邊從一個又一個小專題鉆研起來，經過二十余年的“厚積”，終于在今年推出“薄發”之碩果。 　　最后一個條件最為重要，這就是相關的學術積累。“吳門書派”作為一個研究課題，看似很小，其實容量極大，至少在鴻楨先生看來，它必須“追溯吳門書派的歷史淵源”、“以盡可能廣泛收集的可靠作品為依據，借鑒歷史文化文獻和當代相關研究成果，剖析‘吳門書派’的遠祖、始祖、先導者及重要成員的相互關系與書藝成就”和“探究‘吳門書派’形成的時代背景及其承先啟后、繼往開來的樞紐作用”等。這么多的問題要探究，且要做得扎實、有深度，沒有相關的學術積累是很難想象的。鴻楨先生由于二十年前就立志寫部“吳門書派”研究專著，一個個“點”上的攻關也從那時起有序展開。上世紀80年代，他先后發表了《吳門書蹤》系列稿、《祝允明的書藝書論及其美學思想》、《功·性·神采——祝枝山論書一題》、《吳門書派——明代書壇的中流砥柱》，出版了《祝允明》一書；90年代，發表了《論沈周行書〈赤壁賦〉卷的真偽及其書風演變期的界定》，主編了《中國書法全集·祝允明卷》；近幾年來又發表了《文征明——古代書法導師的典范》，主編了《中國書法全集——文征明卷》，出版了《吳中才子——文征明的生平及其藝術》，等等。在這些“點”上攻關的基礎上，來撰寫專著《論吳門書派》，其深度、廣度是那些倉促介入同樣課題的研究者所不及的。（信息來源：光明日報　毛萬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