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東坡有詩曰：“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指東西。”我不是收藏家，但鴻爪留痕，人生旅途上留下許多令我難忘的印記。 1949年6月，根據華東局的指令，組建“蘇南農村工作團”，擔負剿匪肅特、廢除舊保甲，并充分發動群眾，做好土地改革的前期準備工作。1950年，每人發給金屬圓形徽章一枚，我的徽章背面刻有“吳縣242”字樣。 建國前，我們奮斗在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條戰線上的干部、戰士，生活待遇一律供給制。在供給有保障的時期，除穿衣吃飯外，每三個月發給布鞋一雙、牙刷一支、黃煙（旱煙絲）四兩，折合成現金，作為生活津貼，交由個人自由支配。到了1951年7月，改為“包干制”，生活待遇稍稍有所改善，每人發給一冊“包干證”。由于國民黨丟下一副爛攤子，加上投機商搗亂，雖經整治，物價仍不穩定，每月實發金額，按物價指數換算，定為折實單位。這個“包干證”，紅封面上印有“蘇南行政區包干證”一行字，下面附印一表格，分別為“機關、姓名、職別、性別、年齡”等五個欄目。我的“包干證”是“包字第04729號”。其時，我的職務是副組長，管理員錯填寫成組員，拿到這張“包干證”后，我想：副組長和組員都是排級，生活待遇也一個樣，加上那時攀比職級可恥，因而沒有要求管理員糾正。 上世紀90年代初，蘇州市博物館動員我將“蘇南農村工作團”這枚徽章和“包干證”交博物館收藏。我對博物館工作人員說：“再讓我留在身邊一個時期，今后一定交到博物館來。” 1950年春，在一次全縣農民代表大會上，我作了題為《我們新涇鄉是怎樣發動農民修圩的》報告，經路農同志整理推薦，作為工作經驗，刊登在當時的《吳縣農運》報上。我珍藏該期報紙整整五十個年頭。解放初期，因檔案工作不健全，該報于勝利完成“土改”后停刊，因而我所珍藏的這份報紙，遂成孤品。蘇州地方志編纂辦公室得悉后，認為雖是林木一葉，但也是蘇州地方珍貴史料，征集而去，于1982年9月10日，出具征字第001號收據一張。 1951年，我所蹲點的吳縣陸墓區新涇鄉，在勝利完成“土改”，為徹底摧毀舊保甲，通過民主選舉，選出農民兄弟姊妹們信得過的鄉、村、組三級當家人。考慮到當時農民群眾文化水平低，讓反復醞釀后產生的候選人坐在一排凳子上，背對著選民，在其座位的后面，各放一只碗，選民從工作人員手中登記領取蠶豆數粒，誰愿意選誰，就將蠶豆放在誰的碗里。當時照相機是稀罕物兒，這瞬間的珍貴場面，今天只能成為記憶。事后，參加該鄉民主建政的全體工作人員，一路步行到蘇州，在閶門外金城照相館攝影留念。在這張照片的上面，該照相館題寫了“新涇鄉民主建政典型試驗組”一行字。1998年，當年農村工作團的老同志聚會南京，談起這張照片時，有些人遺憾地說：“當時的工作環境，今天到東，明天到西，這張照片竟不知所在了。”我得知后，將這張塵封近五十年的老照片，翻拍后一一寄給了老戰友，他們無不大喜過望！（信息來源：新民晚報　文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