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時的黃裳

　　◆黃永玉 【作者簡介】 黃永玉 畫家、作家。湖南鳳凰人，1924年7月9日出生，16歲開始以繪畫及木刻為生。曾任瓷場小工、小學教員、民眾教育館館員、劇團見習美術隊員、報社編輯、電影編劇及美術學院教授。 寫過詩、雜文、小說、劇本、散文。出版過畫冊、詩集、雜文集、木刻畫集。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比我老的老頭》是近年來熱銷的散文集，被評為全國優秀暢銷書。大象出版社出版的《黃永玉自述》，是對自己一生八十年生活的回憶。在中國內地和香港以及澳大利亞、德國、意大利多次開辦個展。 黃裳生于一九一九年，這是開不得玩笑的時代，意識和過日子的方式全世界都在認真地估價，“生和死，這真是個問題！”哈姆雷特這樣說；“剝削和被剝削”，十月革命這樣說。黃裳比中國共產黨年長兩歲，他是奉陪著中國共產黨一直活到今天的。 黃裳是山東益都人，一般地講我對山東人印象都比較好，大概自小起始于《水滸傳》吧！認識黃裳倒并非因為他是山東人。怎么第一次的見面已經記不起了，時間在一九四六年底一九四七年初，《文匯報》編輯部里還是別的什么所在，若是在編輯部，那是至今還歷歷在目的。八張或十張寫字臺，黃裳的桌子在進門的左手，有陳欽源、葉岡的座位，他們是在一排。楊重野、楊卓之諸位好像在另一個房間。 我到那里只是去取稿費，來往較多的當然是黃裳和欽源兩位老兄了。欽源是廣東人，我們多有一些話說，他還邀請我上他父母家吃過飯，他父親是做雪茄煙生意的，在一條熱鬧但很窄小的街的二樓，樓上有講究的貨架，放滿一盒盒的雪茄。 跟朋友開玩笑吹牛皮，我常常講見到許多前輩和朋友的父母，比如說欽源兄的父母，黃裳兄的母親，苗子兄的母親和郁風老大姐的媽。再遠點見過沈從文表叔的爹媽(我叫姑公姑婆)，見到過林庚先生的父親林宰平老先生。近處講，見過汪曾祺的父親，戴金絲邊眼睛笑瞇瞇的中年人。說這些干什么呢？介紹介紹那個時代我的人際氛圍也。 那時我在上海閔行縣立中學教書，汪曾祺在上海城里頭致遠中學教書，每到星期六我便搭公共汽車進城到致遠中學找曾祺，再一起到中興輪船公司找黃裳。看樣子他是個高級職員，很有點派頭，一見柜臺外站著的我們兩人，關了抽屜，招呼也不用打昂然而出，和我們就走了。曾祺幾次背后和我講，上海灘要混到這份功力，絕不是你我三年兩年練得出來。我看也是。 星期六整個下午直到晚上九十點鐘，星期天的一整天，那一年多時間，黃裳的日子就是這樣讓我們兩個糟蹋掉了。還有那活生生的錢！ 我跟曾祺哪里有錢？吃飯、喝咖啡、看電影、坐出租車、電車、公共汽車，我們兩個從來沒有爭著付錢的念頭。不是不想，不是視若無睹，只是一種包含著多謝的務實態度而已。幾十年回憶起來，幾乎如老酒一般，那段日子真是越陳越香。 黃裳那時候的經濟收入：文匯編副刊、中興輪船高級干部、寫文章、給一個考大學的青年補習數學、翻譯威爾斯的《莫洛博士島》(屠格涅夫的《獵人日記》是不是那時候？不清楚了)、出幾本散文集，還有什么收入？伺候年老的媽媽，住房及水電雜費，收集古籍圖書，好的紙、筆、墨、硯和印泥……還有類乎我和曾祺的經常的食客們……他都負擔得那么從容和瀟灑。 前些日子我到上海，問容儀：“你聽過爸爸開懷大笑過嗎？”一個儒雅文靜的書生的朗笑。容儀說：“是嗎？他有過大笑嗎？”有的，一種山東響馬似的大笑。在我回憶中，黃裳的朗聲大笑，是我友誼的珍藏。很可能，兩位女兒哇哇墜地之后，那年月，黃裳沒有空了。從歷史角度看，哭的時間往往比笑的時間充裕。 說一件有關笑的往事。又是那個可愛的星期六或星期天，好像吃過哪家館子，他兩個人喝得微酲的程度，我走在離他們二十步遠光景，觀覽著左右毫不相干的熱鬧，清醒地說，我們應該是從另一些馬路拐到這條著名的馬路上來的，叫做四馬路，四馬路有這個和那個，是我自小聽老人擺龍門陣知道的。我不喝酒，卻是讓兩位的酒氣加上悶熱的酒樓熏得滿臉通紅。說時遲那時快，斜刺里閃出兩條婆姨，一個挾我一邊手臂，口里嚷著：“先生幫幫忙好？先生幫幫忙好？”往弄堂里拖。掙扎了好一會，兩位女士才松了手，這時我聽到黃裳那放開喉嚨的笑聲。兩位仁兄慢慢走近，我似乎是覺得他們有些過于輕浮，絲毫沒有營救的打算，繼續談他們永遠談之不休的晚明故事。眼看朋友遭難而置若玩笑，我設想如果黃裳或曾祺有我遭遇，不見得有我之從容。那次的笑聲似乎是震驚了馬路周圍的人，引開眾人對我狼狽形象的關注，若如此，這又是一種深刻意義的救援了。 黃裳很善于跟老一輩的人往來，既婉約而又合乎法度，令人欣賞。同學中也有許多有趣的、功力深厚的學人，如周汝昌輩。在他的好友中最讓我感動的是那一門忠烈的黃宗江為大哥的黃氏家族，他們的交誼簡直可寫一部美麗的戲。 黃裳到底有多少本事？記得五十多年前他開過美軍吉普車，我已經羨慕得呼為尊神了，沒想到他還是坦克教練！…… 至于他的做文，唐弢先生是說得再準確沒有了：“……常舉史事，不離現實，筆鋒帶著情感，雖然落墨不多，而鞭策奇重，看文章也等于看戲，等于看世態，看人情，看我們眼前所處的世界，有心人當此，百感交集，我覺得作者實在是一個文體家……”“推陳可以出新，使援引的故事孕育了新的意義，這是有著痛苦的經驗的。但在文字上，我們卻以此為生活的光輝。” 黃裳兄的書我幾乎都讀過，從一九四七年到今天近六十年了。心胸是一件事，博識是一件事，多情又是另一件事；文章出自一個幾十年自凌辱、迫害的深淵從容步出的、原本有快樂坦蕩天性的山東人筆下，自然會形成一個文化精彩排場。 和黃裳做朋友不易，幾十年來他卻容忍我的撒潑、糾纏，他也有一套和我做朋友的學問。大庭廣眾酒筵面前他幾乎是個打坐的老僧；在家里我們都曾有過難以忘懷的談話。他是個弄文的，我是個舞畫的，“隔行如隔山”是句狗屁話！隔行的人才真正有要緊的、有益的話說。他明確地、斬釘截鐵地、決絕地討厭過某某人，那是很勇敢的，即使在戴右派帽子的年月，有人聽過他求饒的話嗎？苦難年月，罪人常采用屈辱方式強化自己。培根說過：“那些喜歡出口傷人者，恐怕常常過低估計被害人的記性。”(培根說的僅僅是“出口傷人”，還不夠害命的程度)既然迫害文化人是種文化現象，文化人怎么會不記得？手無縛雞之力的文化人怎么辦？讀書！個個文化人發狠讀書，讓迫害者去孤獨！凋零！ 我特別喜歡黃裳兄的三篇文章，一是解放前的《餞梅蘭芳》,一是解放后的《陳圓圓》和《不是抬杠》。 《餞梅蘭芳》一文的歷史背景和幾十年后重翻波瀾的情況就不贅述了，想想看，當年的黃裳兄才不過二十幾歲的人，有那么深刻的膽識、那么宏闊的氣勢，敢面對大權威作好意委婉的規勸，文章是那么漂亮，排解得那么清晰，遺憾歸遺憾，諒解歸諒解，事情卻是鐵板釘釘，大家看完，大大舒了一口氣。這釘子是黃裳敲下的。 后兩篇文章是針對姚雪垠的。 抗戰時候在重慶、桂林……批判姚雪垠的小說《差半車麥秸》，連茅盾公都上了陣，像是文藝界很大的一件事。《差半車麥秸》我好像也讀過，可惜至今一點影子也沒有留下。解放后，我一直對朋友鼓吹三樣事，汪曾祺的文章、陸志庠的畫、鳳凰的風景，人都不信。到上世紀六十年代，曾祺的文章《羊舍一夕》要出版了，我作了木刻插圖，人說汪的文章出版，姚雪垠曾講過好話。怎么講？哪里講？我都不清楚，只覺得姚幾時從重慶到了北京讓我新奇，世上到底也有人懂得曾祺了。算是對姚有點好感。多少年之后的某一天，好友李荒蕪來找我，說姚雪垠要請我為《李自成》作插圖，我告訴荒蕪實際情況不可能。一，我在為北京飯店搞美術設計，工作很忙；二，為《李自成》一書去認真研究史料太費力，不值得。荒蕪還是纏住不放。我們在北京飯店幾個畫畫的為了搜集創作資料旅行到漢口時，姚還有信追到漢口，我沒有回信。幾個月后臨近春節，我們來到成都，聽說北京將要開展批黑畫運動，其中一張貓頭鷹尤其惡劣……我說：“唉，畫張貓頭鷹算什么呢，我不也是常常畫嘛！”回到北京才知道指的就是我，這已經是家喻戶曉的了。一天跟潘際坰兄嫂幾位老友在康樂酒家吃飯，進門又碰見那位熱心而誠篤到家的荒蕪兄，說要和我談件事。我說：“你甭談，我先談，我從沒考慮過為姚雪垠作插圖，請他放心。你還有別的事要談嗎？”荒蕪說：“就這事。”我說：“好，就這樣？”荒蕪也說：“好，就這樣！” 姚的《李自成》我找來看過，沒有看下去，覺得似乎是別有所指，有點井岡山的意思。后來香港某家月刊登了姚寫的古體抒懷的詩，其中大意是：“為什么我把《李自成》寫得這么好呢？都因為學習了馬列的緣故。”……這樣一來，對姚的印象就豐滿多了。 黃裳兄的兩篇文章無異是端給姚雪垠的兩碗醒酒湯，人一醒，話也就少了。 一個人的文章好，總是給人提供一些智慧的線索；正如托爾斯泰稱贊契訶夫文章說的“既美麗又有用”。 黃裳兄這一生為書遭遇過煩愁也享受過泡在書里的快樂。人常常稱呼這個是讀書人，那個是讀書人，要曉得，做一個真正的讀書人可真不易。作家有如樂器中的鋼琴，在文化上他有更全面的表現和功能，近百年來的文化陣營，帶頭的都是文人。魯迅啦！郭沫若、茅盾啦！巴金啦！周揚啦！……至于誰和誰？夠不夠格？人和作品，大浪淘沙，只好讓歷史去講公道話了。如果從毛澤東向羅稷南談魯迅的第二段話“要么他識大體不做聲”的預見性的指示來看，解放后的茅盾、曹禺……早就是“識大體”的了。這“識大體”之后，五十年過去，“識大體”早就成為民族習慣和美學價值。像今天，婦女喜歡手鐲和項鏈一樣。一個作家歸根結底是要出東西，出結實、有品位的東西，文章橫空出世，不從流俗，敢于路見不平拔刀相助，閑事管得舒坦，是非清明，倒是顧不上輩分和資格了。 和黃裳兄多年未見，這半年見了兩次。我怕他行動不便專門買了燒鹵到府上便餐，他執意邁下三樓邀我到一家館子去享受一頓盛筵；我再到上海，興高采烈存心請他全家到我住的著名飯店餐廳吃一頓晚飯，那頓飯的水平吃得我們面無人色，使我慚愧至今。 座談會說好我要參加的，“老了！打不動了！”(蕭恩語)眼看從鳳凰到張家界四個多小時的汽車，還有個來回，寫了個小小發言稿，抒發友誼情懷。 二○○六年六月四日于鳳凰（信息來源：新民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