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必果”與“行不果”是兩種不同狀態，前者是立竿見影，是擲地有聲，是一呼百應，是行之有效；后者是無人喝彩，是只開花不結果，是前面賣生姜后邊喊不辣。如果在“行必果”和“行不果”之間選其一，以描述2006年新郵政策，非常遺憾，我們只能痛苦地選擇后者。 　　必須承認，2006年，管理層為改善郵壇一蹶不振的萎縮現狀，確實采取了一系列至少看上去非常積極的措施。其中最看得見的舉措就是將全國人大代表楊先龍專程請到湖北荊門銷毀現場，讓他親自督查那里的銷毀工作。楊先龍近年為“新郵打折”四處呼吁，已經成為集郵大眾的代言人，請他去銷毀現場督查，自然有事半功倍的效果。楊先龍代表在現場也感慨萬分，認為此次銷毀工作，“主旨清楚，目標明確，組織嚴密，安全可靠”；此外，2006年“丙戌狗”贈送版也改由國家郵政局直接寄到新郵預訂者手中。表面看，此舉意義不大，甚至有婆婆媽媽之嫌，但往里深究，應該有兩方面積極作用：其一，由管理層站在高度控制新郵預訂數字，從而有理有序地調整新郵措施；其二，杜絕地方集郵公司從中賣大戶，以保證從源頭上杜絕炒作行為。“行”轟轟烈烈是有了，按此理，2006年應該是新郵最有生氣的一年，最起碼，不會像往年一樣，新郵這邊一問世，那邊在市場就遭遇打折。但“果”究竟如何？ 　　先看大盤。截止至6月上旬末，2006年已經問世的13套新郵，該跌的品種依舊在跌，而不該漲的品種依然有許多短線資金在跟風。維持多年的悲喜兩極分化的新郵格局，在丙戌狗年仍沒有太大的變化。 　　“行”不能“果”，為什么始終會出現這種尷尬局面？從大面積銷毀庫存工作開始至今，至少五六個年頭過去了，年復一年，為什么每次又會出現那么多可銷毀的東西？是政策執行不力，還是政策本身有漏洞？換個角度，郵票的量變確實是郵票價變的主要因素，但量變的方法，難道只有“銷毀”一條？減少發行量，擴大郵政通信消耗等，不同樣也是量變的渠道？ 　　一方面是方法或措施深入人心的“行必果”，一方面是偏離實際類似空中樓閣的“行不果”。對于管理層，二者舍誰取誰，才是最最重要的。希望今后管理層能多“行成于思”，制訂出更多更好的能真正振興郵壇的政策。（信息來源：中國商報－收藏拍賣導報　春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