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訪者：尤倫斯基金會主任 費大為 　　記者：隨著紐約的拍賣，市場變得幾乎“瘋狂”，你覺得這對中國當代藝術會有什么影響？ 　　費大為：市場的判斷和藝術判斷有一定的關系，但不是必然的關系。市場價格的高低和藝術的高低很可能是沒有關系的。 　　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中國當代藝術中的很多藝術家正在走上當年丁紹光的老路。 　　丁紹光曾經是1970年代末云南現代畫派的開創者，其繪畫的“裝飾美”在“文革”后的特殊背景下具有一定的前衛性。1980年代初他去了美國以后，迅速轉向商業性繪畫，不斷重復自己的風格，在1990年代時已成為全世界價格排名第二的商業畫家。當時，在中國藝術界還都很窮的時候，他已在美國的好地段買下了令人瞠目不已的豪宅。 　　有意思的是：對于這樣純粹的商業繪畫，美國畫廊還是以“中國前衛藝術的領袖”作為推出他的展覽的廣告用語。可見前衛藝術家和商業畫家之間在名分上的互相轉換，在特定的語境下也是很容易實現的。目前西方市場所瘋狂的究竟是有創造性的“中國當代藝術”，還是以包裝和制造為特點的“中國商業藝術”？ 　　學術機構和商業市場所面對的往往是不同的藝術家群體，在收藏的方式上也有很大差別。純粹的商業畫家很難進入學術的運作系統中，但是學術上被認可的藝術家和作品卻可以被商業市場所吸收。 　　我們可以看到，目前中國當代藝術的大批藝術家正在轉變成商業藝術家。為了迎合市場的需要，他們的作品已經失去探索性、批判性和冒險性，乃至一味地重復自己的風格，在趣味上也越來越甜美。 　　一些亞洲國家或地區，像韓國、日本、臺灣，經濟很發達，藝術市場也曾經在1980年代末走向高峰，也出現了一些對當代藝術的收藏。但是從根本上講，“當代藝術”在這些地區是不成功的，它并沒有隨著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現代化而在本地區以相應的規模發展起來。因此，當代藝術在中國會不會站住腳，也同樣是一個巨大的問號。 　　記者：“根本上不成功”怎樣解釋？ 　　費大為：非贏利的學術系統對西方的藝術運作起著重要的作用。只要你是好的藝術家，不管有沒有商業價值，都有可能被這個系統所發現。各種各樣的基金會或美術館都有可能來幫助你，支持你，包括一些好的畫廊也會這么做。他們會主動去尋找、發現、支持那些有藝術創見而在市場上難以推廣的藝術家。 　　非贏利系統是由獨立于商業操作之外的專家所組成，商業系統中有專業眼光的專家也不乏其人。這兩種系統的專家加在一起，可以把藝術系統的運作建立在一個完全不以獲利為目的、或者至少不以短期獲利為目的的基礎上。這種脫離商業運作系統的存在，對當代藝術的生存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 　　在亞洲國家就不是這樣。沒有市場效益的作品，哪怕是很有質量，也得不到任何系統來支撐；或者只能得到非常薄弱的支持，這種支持不足以支撐較長時間的發展。我所說的不成功，主要是指在這些地區沒有發展出一些機制來支撐有學術水準同時又暫時沒有商業價值的藝術。 　　中國非贏利性系統的不發達，導致文化發展只能朝著商業化方向去走。這種情況如果再持續三五十年，那么中國產生新文化的機遇將會永遠消失。 　　記者：你跟很多中國當代藝術作者談過心。眼下面對巨大的利益誘惑，有定力的人多嗎？ 　　費大為：有定力的藝術家目前不太多。有時跟那些好的藝術家談話，根本就不用說很多話，只要只言片語，甚至互相看一眼就夠了。 　　我聽說中國的一些有錢人贊助一個藝術展覽，出很多錢來做活動，請人寫文章吹捧展覽的作品，出版精美的畫冊，組織學術討論會，租用豪華賓館等等，完了以后，他就有權把所有的作品都卷走。這種現象在國畫這方面比較多。有的西方收藏家在贊助中國藝術家時，提出很苛刻的條件。他給的贊助費很少，卻要求藝術家用很低的價錢把作品轉讓給他。有的甚至要求藝術家按照他們的意志去實現作品。 　　對藝術家來說，最理想的條件就是能夠做新作品，而且是非常自由地做新作品。這就很需要非贏利機構來提供條件。怎樣用錢來抵制錢的副作用，來促進藝術的獨立和自由發展，這是專業機構應該去做的事。 　　記者：你自己對于當代藝術收藏的看法是什么？ 　　費大為：收藏對我來說是一種投入藝術史的方式，做收藏也是在寫歷史。這有兩層涵義。一、我認為收藏不是跟在潮流后面走，而是要通過參與當代藝術的前沿的活動，比如制作展覽、制作新作品來推進、發現新的局面。因此收藏也是創造，也是和藝術家、評論家、策劃人一起去譜寫新的歷史。收藏活動應該介入最前沿的活動，應該去開創一些新的藝術觀念和收藏觀念，去推進藝術的發展，并從中發現存留歷史的新方式。我希望我們的活動不限于我和藝術家的對話，而且也為中國藝術家、評論家跟一些好的西方評論家、策劃人的對話創造條件。市場和時髦可以掀起一種影響力，我希望有另外一種影響力的存在。二，收藏必須構造對歷史比較完整的理解。收集舊作品的過程也是在重新反思歷史的過程。能夠用舊作品來勾畫出一個過去的歷史輪廓，也是寫藝術史的一種方式。一套收藏是否有價值，不是看它包含了多少“名作”，而是看它是用什么觀念把這些名作串連起來的。整體歷史觀的高度會最終決定整體收藏的價值。 　　記者：政府的行為和態度在這方面重要嗎？ 　　費大為：當然，政府的行為起相當大的作用，但是在整個文化領域里，我是相信個人的力量的。你說文藝復興，意大利政府起到什么作用？印象派出現，野獸派出現，你說法國政府起到什么作用？新文化的產生當然跟當時的政治、經濟、工業發展有一定的關系，但是它還有另外一些因素，那就是文化氣候，哲學、人文，世代的思想，促成了這種氣候。最終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因素，那就是看有沒有天才藝術家的出現。天才藝術家、批評家這些個人的出現具有極大的偶然性，但是他們對于歷史的發展具有決定性的意義。最終為這個時代的歷史定音的往往是幾個具體的天才藝術家來完成的。（信息來源：南方周末　李宏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