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樓蘭遺址一角

　1900年3月下旬。斯文·赫定的探險隊從羅布荒原的水源地六十泉（“阿提米希布拉克”）出發，由北向南穿越荒原。3月28日下午3點，經過了一處古代佛教寺院遺址，隊伍做了短暫停留，繼續前行。 　　傍晚宿營，駝隊“臨渴掘井”，發現僅有的一把鐵锨遺失在白天路經的遺址。羅布人、向導奧爾得克動身北返，鐵锨必須找回。第二天黃昏，奧爾得克帶著鐵锨趕上了南行的隊伍。他告訴赫定：昨晚后半夜刮起了大風，他一度迷了路，闖入另一個遺址。那地方遍地是散亂的木雕，他特意帶回來一塊精美雕板作樣品。第二天，駝隊按既定路線前行，啟程時赫定許諾：明年這個時候，一定再到這一帶來尋訪人類失落的文明。當時，誰也沒有意識到這便是從史冊上消失了十幾個世紀的西域古國樓蘭即將復顯于世的前兆。 　　1901年春，赫定回到了這一帶。1901年3月3日。穿越一片低矮的土壟時，步履蹣跚的駱駝突然止步，停在一個擋住去路的龐然大物面前，這是巨大的佛塔，佛塔腳下，氣勢恢宏的古城分布在一道運河兩岸。古城如同中了魔法而睡去，異樣的沉靜使赫定為之震懾，似乎城中居民剛匆匆離去，他們就接踵而至了。一輛馬車的巨大木車輪才修補完好等待重裝，一棟房舍荊門半掩似乎主人知道有遠客將臨……除佛塔，古城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建筑物是由四堵厚實的墻壁分割成的三間房屋。后來，佛塔成了古城象征；那建筑物則被稱為“三間房”，此地出土的重要文物大都出自“三間房”墻腳下一處有兩千年歷史的垃圾堆。 　　從樓蘭古城的發現開始，探索樓蘭文明之謎成了20世紀的世紀話題。至今，LOU-LAN不但是使用率頗高的英文詞匯，羅布泊以及樓蘭王國，已經成為世界歷史的重要章節，在日本就連小學課本里也有關于樓蘭的內容。 　　前幾年，外國學者用三維動畫恢復了樓蘭古城的原貌。用電腦制作的古城相當生動，特別是那條橫貫城市的運河——孔雀河，但動畫展示的城市風格與我的想象迥異。樓蘭在公元5世紀就廢棄了，除了佛教，它不可能有別的文化內涵。樓蘭王國是西域古國，有發達的文明，但具體到樓蘭古城，當然是華夏文化在西域的結晶。“復原”樓蘭古城，在斯文·赫定、亨廷頓、斯坦因、桔瑞超們生活的20世紀前半期根本不可能，它應該體現出樓蘭考察的一系列成果，應該與21世紀新的研究走向一致。所以，我們必須回到源頭上去，不但要追溯樓蘭的發現經過，還要重新梳理樓蘭研究史。 　　1902年赫定回到瑞典，立即將古城出土的文物交給德國的漢學家們（先是康拉第，以后是赫爾曼）進行研究。人們不大知道的一個事實是，他們的研究曾得到了當時在德國的中國學者蔡元培的協助。研究結論一出，學界為之震驚：在這流沙覆蓋了十幾個世紀的古城找到的木簡和殘紙上都出現了此地的漢文地名，它就是見于《史記》、《漢書》的絲綢之路重鎮樓蘭。這是西部探險發現第一次在輝煌史冊中找到了出處依據。 　　康拉第出版了《斯文·赫定在樓蘭發現的文書與其他物品》一書，但他的去世使工作出現了暫短中斷。很快，研究由赫爾曼繼續做下去。上世紀30年代，第一部關于樓蘭與絲綢之路的著作《樓蘭》問世。《斯文·赫定在樓蘭發現的文書與其他物品》與《樓蘭》都曾譯成多種文字，惟獨沒有中文版。 　　事實上在這之前很久我就知道，《樓蘭》在六七十年前就已經譯成中文了，但譯稿下落不明，所以不為人所知。 　　1968年，我到新疆“接受再教育”，臨行前，向父親的摯友馮至伯伯辭行。馮至伯伯是我自幼就熟悉的長輩，馮伯伯、馮伯母對我情同父母。知道我要到新疆去，馮伯伯送了我一本書，那就是赫定的名著《亞洲腹地旅行記》（又名《我的探險生涯》）。這本書一直伴隨我度過了十余年的“接受再教育”的艱難生涯。1981年我與馮伯伯一起談樓蘭探險與彭加木，當時他告訴我，馮伯母（姚可崑教授）在20世紀前期曾應人之請將赫爾曼的《樓蘭》從德文譯成了中文，譯稿交出后，就再無下文。 　　2003年，馮伯母以百歲高齡去世。追悼會后馮至伯伯的長女馮姚平告訴我，她在母親遺物之中找到了一部不完整的《樓蘭》譯稿，這種失而復得讓我激動不已，因為這是雙重意義上的發現。經過努力，特別是請高中甫先生將馮伯母遺稿闕失的部分翻譯完成，樓蘭發現史與研究史上的第一部專著終于呈現在讀者面前。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姚可崑、高中甫所譯《樓蘭》，對于探索失落的西域古代文明具有特殊的意義：迄今為止它是關于樓蘭的標志性（或說階段性）成果；它必將引起更多、更深入的對樓蘭王國的考察與研究。它是連接我們與斯文·赫定之行的橋梁，它將引導我們再次推開古城樓蘭的大門。 　　發現樓蘭，是20世紀新疆探險發現的開端。讀赫爾曼的《樓蘭》，等于回到了發現樓蘭的現場，每一個想對樓蘭、對新疆古代文明史有比較深入的了解的人，都不應錯過這本書。（本文圖片均選自《樓蘭》一書。）［德］阿爾伯特·赫爾曼著　姚可崑、高中甫譯，新疆人民出版社（信息來源：光明日報　楊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