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1月中旬，上海博物館一位同行在英國倫敦文物市場發現一幅1851年倫敦世博會（又稱為萬國工業博覽會）的全景畫。上海市文管會決定收購該文物并將其交上海市歷史博物館收藏。 這幅世博會全景畫為橫軸,紙質。卷首外表為黑色。此畫是創刊于1842年的英國《倫敦新聞畫報》社為紀念在英國倫敦舉辦的第一屆世界博覽會而精心制作的。全景畫總長674厘米，寬28厘米。畫面除少數地方略有破損和折痕外，基本保存完好。除開頭為博覽會期間的觀眾人數統計圖表外，畫面其他部分都是水晶宮（當時的展覽場地）內各個展館的場景和展品的簡要說明。該畫采用十九世紀西方盛行的木口木刻技術，由藝術家將報社攝影師在水晶宮內拍攝的一張張照片翻刻在一塊木范上，然后把木范銜接起來進行印刷。這樣畫面就有照片的效果，但由于使用的木范較多，因此畫面拼接痕跡非常明顯。 這幅畫是記錄中國參加第一屆世博會的一件珍貴文物。畫中間的上半部分，有一塊小小的匾上清楚地標示著“CHINA”字樣。匾額下面的畫面真實展示了博覽會期間中國展室的展覽情景。從畫面上可以看出，中國展室的位置在水晶宮側廊的南面，它的左邊是突尼斯展室，右邊靠近水晶宮KENSINTON路門口。與法國、美國、加拿大等國相比，中國展室所占的面積很小，規模與突尼斯、巴西、羅馬等展覽相差無幾。中國展室中展品的數量和品種都不多。畫面相對應的兩行文字說明，中國展室中的展品包括：廣口大對瓶、穿官裝的中國官員像、青銅器、丘比特與普賽克、安德絡墨達、中國瓷器、屏風、椅子、象牙雕刻、青銅器、大理石群像等。顯然，畫面顯示的只是展室中的大件物品。實際上，從1852年倫敦出版的《萬國工業博覽會評委會關于30類展品的評審報告》來看，當時中國展室的展品還包括：上海榮記行的絲綢樣品、景德鎮制瓷原料、植物蠟、棉花、木材、翡翠制品、硬煤和珍珠雕刻、蠟燭、蜜餞、雨傘、拐杖、茶葉、文具箱等。 畫面展示的內容，給人的感覺有點不倫不類。室內掛著的宮燈和展室右側的大理石雕像很不協調。裸體的大理石雕塑完全不符合中國的社會倫理規范，醒目的中國官員像給人的感覺無以名狀。究竟是誰提供了中國展室的展品？這些展品又是誰組織和陳列起來的？ 中國官方沒有參與第一屆世博會，這幾乎是沒有異議的事。當時的中國官員對外國還很陌生。魏源、徐繼畬已經算是開明的地主階級知識分子，但他們也只是通過來華外國人了解外國，自己并沒有走出國門。當時的大多數知識分子和官僚們思想中還沒有“出國”這一概念。清政府第一次派官員出國是在1866年，即15年之后。 可是，很多史料記載1851年倫敦世博會上曾出現過一個中國官員。這名中國官員還受到英國方面的隆重禮遇。現存的一幅有名的描繪倫敦博覽會開幕式場景的油畫，即英國畫家HENRY COURTNEY SELOUS創作的油畫——女王在開幕式上接見各國使臣，畫面上有一個穿官服的中國人就站在維多利亞女王附近。該畫復制品曾在上海圖書館展出過。這個神秘的中國人是誰？當年曾有人寫信給《北華捷報》（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說此人是中國的“親王”，《北華捷報》1851年7月19日刊登了這封信，同時表示嚴重懷疑，并希望讀者不要輕信。“親王”之說連在華的英國人都不相信。在“人臣無外交”的清代社會，親王出國辦理外交不可能沒留下任何記載。根據清朝故宮外交檔案編寫的道光、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及后來的《補編》和《清史稿》均無中國派官員參加1851年世博會的任何文字記載。可見，中國政府當時確實沒有組織參加倫敦世博會。英國學者JOHN DAVIS的說法比較可信，他認為，這個中國人是當時停泊在泰晤士河畔的中國輪船“耆英”號上的一個普通的中國人。他穿著中國的官服來參觀展覽，被英國方面誤認為中國的重要官員而拉入等待英王接見的各國外交官之列。一些參加開幕的英國人事后曾在“耆英”號上見到過這個中國人。 1850年的六七月間，英國官員和商人們為籌備中國展確實開過兩次會議并成立了專門的委員會。但之后呢？1850年12月14日，英國僑民在上海編輯出版的英文報紙——《北華捷報》報道說，廣州成立的委員會突然停止工作。主要原因是英國的籌備會認為，應該由中國政府、商人出面組織參加，不應該由外國機構和代理來代表中國人參加世界博覽會。1850年12月21日《北華捷報》刊登消息說，本報呼吁上海商界為博覽會選送展品已經很久了，但只有英、法、美三國領事和少數商人響應，大多數人對此漠不關心。翻遍1850-1851年間的《北華捷報》、《中國叢報》，也沒發現在華的英國官員和商人們組織參加世博會的歷史記錄。 從《1851年英國倫敦世博會評委會關于中國參展展品評語》一文來看，中國展室的展品是由居住在中國的英美人士及英國本土的收藏家陸續提供的。蠟燭“由可敬的東印度公司從北京送來”；“里普萊先生專門為本次博覽會在廣東搜集的中國茶可說是獨一無二的”；雕刻奇特的竹制拐杖的提供者——卡朋特先生是居住在上海的一位美國傳教士。“在博覽會展出的扇子樣品不是直接來自中國的制造商，而是由三個英國的參展商所提供”。中國參展商品的來源大概曾有人向維多利亞女王介紹過。英國女王日記記載，“由于從中國送來的展品太少，為了充實中國展覽，籌備委員會只得從英國收藏家手中借一些中國的物品，來充實展覽。” 在上海圖書館為世博會專門辟出的一個閱覽室內，筆者看到了世博局捐贈給上海市的一本著作THE GREAT EXHIBITION（JOHN R DAVIS著，1999年出版）。該書第105頁寫道：“但是，由于缺乏中國政府的合作，中國的陳列是由愛德加·包令（Edgar Bowring）組織完成的。愛德加·包令是英國貿易委員會的一名官員，由于英國世博會籌備委員會原秘書因病退出，他成為委員會秘書。通過他的父親約翰·包令（英文名字為Sir.John Bowring。此公最初是英國駐廣州領事，19世紀50年代任英國駐華公使兼英國駐華商務監督），愛德加·包令與在華的英國商人建立了牢固的關系。現在是在華的英國商人以及他們在倫敦的伙伴（這些同伴由執行委員會主席REID先生聯系）決定中國在世博會的形象。”英國人極力將中國物品放在展覽會上展覽，并不是出于什么“仁愛”之心，他們只不過試圖讓歐洲觀眾通過觀看中國的展品來了解中國，尤其是吸引英國社會各界對擁有世界三分之一人口和豐富資源的中國的重視。這與英國商人1850年在上海創辦《北華捷報》向英國國內宣傳中國情況的意圖一脈相承，如出一轍。DAVIS先生在其著作中直截了當地講道：“展覽中沒有殖民地國家和地區的聲音，殖民地的展覽幾乎都由殖民者所做，他們的主要目的是讓歐洲人了解殖民地的物產和資源。”“英國人是根據英國的商業利益而不是中國本身的狀況來布置中國展覽的。” 由于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沒有親自參與第一屆世博會中中國展覽的籌備工作，急于掠奪中國富饒資源的英國商界人士卻越俎代庖，在第一屆世博會上推出了一個“中國展覽”。這就是我們在這幅萬國博覽會全景畫中看到的“中國展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