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中國書畫市場出現了一樁著名的公案——《仿石溪山水圖》。王定林111萬元買到的這幅作品，鑒定家謝稚柳認定作品為真跡。王定林之后找到了徐邦達和史樹青鑒定，兩位均表示此畫是偽作。同一幅作品，兩地著名鑒定家卻得出全然不同的結論，自此，南北鑒定界的第一次分歧便轟轟烈烈地展開了。 10年過去了，那場曾經硝煙四起的爭論至今仍未平息。 3月12日，由珠海市博物館、國之瑰寶網共同舉辦的“國之瑰寶——黎雄才、關山月作品展”在珠海市博物館開幕。推出的34幅署名黎雄才的畫作和4幅署名關山月的作品，遭到兩位畫家后人“無一真品”的質疑，該消息經新華社和中央電視臺等重要媒體發出后，在內地藝術圈再度引起軒然大波。 新一輪“南北鑒定之爭” 4月26日，“珠海畫展風波”的主角——34幅署名黎雄才畫作的收藏者陳瀚文拿著12幅署名黎雄才的畫作來到北京，請到12名專家來為他的這12幅畫進行再度鑒定，專家名單中包括史樹青、楊新、楊臣彬、薛永年等著名書畫鑒定家，他們一致認定這12幅畫都是黎雄才先生的真跡，其中幾幅還是難得的精品。這樣的結論與一個多月前嶺南畫派專家們得出的鑒定結果可謂大相徑庭，于是乎，新一輪“南北鑒定之爭”風云再起。這里存在一個不容忽視的前提，參與這次鑒定的北京專家大多數事先都不清楚“珠海黎關畫展遭3·15打假事件”。曾列席當天鑒定現場的史樹青夫人夏玫云女士對記者表示，鑒定前“他們都不知道珠海畫展這件事情”，出席鑒定活動也“并非市場行為”。 值得關注的是，在此前眾多媒體對該事件進展的報道中，都提及了北京的鑒定活動為“國家博物館組織”。但記者剛剛從某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書畫專家那里獲得一份《國家博物館書畫鑒定邀請函》，具體內容是“委托國家博物館邀請專家進行鑒定”，鑒定地點在中國國家博物館貴賓接待室，發函時間為4月16日，邀請方卻是名為國際中國書畫博覽會組委會、國際中國書畫家交流促進會的兩家民間機構。事實表明，此次活動并非由中國國家博物館出面組織。同樣我們還發現，此前被不少媒體提及的中國美術館研究員劉曦林事實上并未出現在專家鑒定現場，這似乎又是一個“美麗的誤會”。 對于該事態的變化，公眾的關注焦點主要集中在北京鑒定的12幅作品是否被調包這一問題上。對此，6月7日，央視《今日說法》節目提及，“記者在3月畫展期間拍攝到了一些圖像資料和對每一幅畫的文字記載，來和北京的這12幅畫能夠做一個初步的比較。通過肉眼，我們確實能夠在當時3月份的畫展找到在北京鑒定的這12幅畫，但是我們都知道這樣的對比并不可靠。”換一個角度思考，如果畫作的收藏者陳瀚文擁有12幅“真跡”，大可不必在珠海的展覽中用“克隆品”代替。因此，今天再去探討12幅作品是否被調包，38幅展覽作品是否應被封存全部鑒定，或是北京的鑒定家們究竟收取了多少鑒定費用之類的問題，未免就有本末倒置的嫌疑了。 這些年來，面對書畫市場越來越多的名家書畫贗品，面對不同派別專家之間此起彼伏的真偽鑒定之爭，面對鑒定結論仍然主要依靠目測學這一帶有明顯主觀色彩的傳統手段——這些情況表明，真正應當引起我們重視的，恰恰是國內需要建立一套公正權威、可信度高、說服力強的書畫鑒定體系，而司法部門的逐步介入則將是大勢所趨。 書畫鑒定究竟誰做主 5月14日，央視播出的《鑒寶》節目中，一幅《牧牛圖》最終被從事書畫研究鑒定工作40年、北京故宮博物院研究員單國強先生現場鑒定為真品，并估價25萬元。隨后便有消息傳出，吳作人遺孀、著名書畫家蕭淑芳女士表示該《牧牛圖》是偽作無疑。這又是一場關于書畫真偽鑒定的爭議，目前仍未有結果。無論如何，央視《鑒寶》只是提供了一個平臺，并沒有能力對文物真偽負最后責任。核心問題在于，書畫鑒定究竟誰說了算？ 毋庸置疑，在書畫真偽鑒定過程中，起絕對主導作用的便是鑒定家。尤其是在內地書畫市場火爆的今天，鑒定家們的地位可謂舉足輕重。俗話說，術業有專攻，每個書畫鑒定家都有各自擅長的領域，誰也不可能成為“通才”。故而，在做出某個鑒定結論之前，鑒定家們還需要慎之又慎，為自己的言行負責。 “珠海畫展風波”蔓延至今，究竟誰是誰非，畫展作品真偽幾何，至今仍未蓋棺定論。通過這一事件，我們應該清醒地認識到中國書畫鑒定體系目前存在的種種漏洞。那么，我們又該如何去解決由此引出的一樁樁法律糾紛呢？中國社會科學院知識產權中心周林研究員表示，現在對中國畫的真偽鑒定，照片、畫冊、圖錄都只是一個旁證，最有效最規范的是銷售合同、代理商出具的發票、作品編號、特殊的印跡基因等等。然而，上述這些方法在今天的類似事件中都沒有被采用，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