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日與光影為伍的羅伯特在自己的投影下向北京同行講述如何做好攝影記者。 　　攝影師羅伯特與丹尼爾北影演講，以親身經歷詮釋記者“行規” 終日與光影為伍的丹尼爾在自己的投影下向北京同行講述如何做好攝影記者 　　28日，兩位著名攝影師——西班牙人丹尼爾·貝爾特拉（DanielBeltra）和荷蘭人羅伯特·諾夫（RobertKnoth）來京講演。他們分別曾以《干旱的亞馬孫河》和切爾諾貝利核泄漏事故犧牲者的肖像作品獲2005年世界新聞攝影比賽獎項（“荷賽”獎）。演講中，他們以親身經歷向京城同行傳授成為一名好攝影記者的必要條件。 　　“照片有助于喚醒公眾環保意識” 　　西班牙攝影師丹尼爾·貝爾特拉以作品《干旱的亞馬孫河》獲得2005年荷賽獎自然類組照三等獎，另一幅作品《昔日雨林，今日沙丘》剛贏得2006年中國國際新聞攝影比賽（華賽獎）自然與環保單幅金獎。荷蘭攝影師羅伯特·諾夫深入切爾諾貝利拍攝的核泄漏事故犧牲者的肖像，則獲得2005年荷賽獎的肖像類榮譽獎。 　　5月28日，兩位攝影師在北京電影學院舉行了講演，北京部分媒體、自由攝影師在觀看羅伯特關于切爾諾貝利之旅的紀錄片時，反響熱烈。許多人提問中最關心的問題是身處險境的攝影師的人身安全。 　　西班牙攝影師丹尼爾表示，他在受委約拍攝亞馬孫河干旱的選題時，曾在直升機上呆了2000多個小時，在船上呆了兩年多，就為了等待最佳時刻拍照。丹尼爾告訴記者，現在的亞馬孫河正洪水泛濫，上周他才重到那里拍攝，“一時干旱，一時洪水，兩個極端”。他說，他熱愛自己的職業，不喜歡“環境主義者”的劃分，覺得保持空氣潔凈，水質干凈，環境美好，這是全人類共同的職責。談到在亞馬孫河的經歷，丹尼爾提到“巴西人即使面對困境，仍然不改樂觀天性，他們的快樂甚至會感染我們，使人覺得：快樂不需多少理由。”丹尼爾不承認自己是旁觀者，他認為自己有很多想說的話，都融入了自己的攝影作品里，并有助于喚醒公眾的環保意識。 　　“好攝影師不需對照片做手腳” 　　荷蘭攝影師羅伯特從1999年開始獨自進入前蘇聯，拍攝核泄漏對這一代的影響。2005年被委約到烏克蘭切爾諾貝利拍攝，適逢今年是切爾諾貝利核泄漏事故20周年，羅伯特說，他等這個拍攝計劃已經很長時間。而20年里，切爾諾貝利的話題并非國際新聞的熱點，羅伯特說，自己的作品獲得荷賽獎，也是說明這個話題引起了人們的注意，這是“意外收獲”。 　　當記者問到怎么看2006年的“華賽”獎一個獲金獎者作品是合成的“丑聞”時，羅伯特表示這樣用電腦PHOTOSHOP制作圖片的攝影師從此在業內會混不下去，“好攝影師根本不需要對照片做手腳”。 　　■獲獎佳作 丹尼爾2005年10月27日攝于巴西巴萊林亞的著名照片。這一年，亞馬孫流域遭遇了有史以來最嚴重的旱災。由于河水斷流，一艘輪船被困在了河床的沙灘里。 羅伯特這張照片攝于白俄羅斯的Veznova。照片中兩個兒童分別是12歲的Natasha Popova和8歲的Vadim Kuleshov。Natasha生來就有頭小畸癥，Vadim患有骨骼疾病，且精神錯亂。而這一切的“罪魁禍首”是切爾諾貝利核泄漏事件。 　　■專訪 　　羅伯特：攝影記者不是旁觀者 　　“我拍攝，同時在敘說” 　　新京報：你原來是搖滾樂手的肖像攝影師，為何轉行？ 　　羅伯特：做過兩三年覺得悶了。我也做過雜志的設計師，但其實我真正的興趣在歷史、政治上面，覺得拿相機深入戰地這些地方，拍出東西來，多少會引起人們的關注，我也想成為好的攝影師，這樣等于把興趣和拍照結合在一起了，更有滿足感。 　　新京報：如果有機會讓你成為歷史學家或政治家，你還會選擇當攝影師嗎？繼續當個旁觀者？ 　　羅伯特：攝影記者不僅是個旁觀者。我拍攝，同時在敘說，在發表觀點，希望引導人們思考某些課題。這么想，我就不僅是在觀察。而我有些作品也確實得到小小反響。所以我覺得記者并不僅是記錄者的身份，打個比方，當你在去阿富汗和非洲之間選擇了去阿富汗而不去非洲，已經做出了判斷，因為你認為阿富汗更重要。因此事實上你已經是整件事里的一分子。 　　“找典型例子最難” 　　新京報：你到過索馬里、阿富汗、科索沃這些地方，也去過前蘇聯切爾諾貝利這些受原子核影響的地區。哪里的景況最不堪？ 　　羅伯特：阿富汗這些地方，戰爭過去了，現在多少比較平靜了。但像切爾諾貝利那樣的，傷害還會一代一代地延續下去。還有一個難處，核泄漏的情況一直比較隱秘，你要自己去找線索。 　　新京報：受傷害的人們，也許對你要把他們的肖像呈現在全世界面前感到不安。遇到這種情況，你怎么辦？ 　　羅伯特：倒是很少人會拒絕我們的要求，除了一些地方比較忌諱把殘廢孩童的照片公諸于眾。其實我工作的多數時間是跟被訪者交流，我先跟當地人說明白我的來意，很多人都愿意交談，因為他們意識到越是守口如瓶，越難得到援助。我通常要設法融入他們的生活，跟他們一起吃喝。比如拍一個患腦瘤的女孩，我用了一天半時間跟她和她家里人打成一片，幫他們洗碗，打掃。正式拍攝只用了一小時。有一次還碰上一家人土豆收成，我就去幫他們刨土豆，第二天才回來拍照。 　　新京報：拍攝中遇到最難的是什么情形？ 　　羅伯特：最難是找到典型的例子。很多記者到了阿富汗，別人拍什么，自己也跟著拍什么。但我們總是想辦法要找最適合自己的故事，像患腦瘤的女孩，我們用了一個月的時間才找到她。 　　“拍攝不幸令人堅強” 　　新京報：對著種種慘狀，你心里也難受吧？怎么繼續拍？ 　　羅伯特：難受一定會的。像患腦瘤的女孩，看著她就很痛苦，她經常喊叫。有時候我受不了就會馬上走開，自己呆一會。有時候我會停止拍照，但有些人會繼續。其實很矛盾，如果不拍，等于就白去了一趟。因此我經常要平衡好，如果人家不讓我拍了，我就不會再拍了；或者我如果感覺我在那兒成為一種阻礙，就會盡快走開。 　　新京報：看多了這些情景，會不會令你有過停止拍下去的念頭？ 　　羅伯特：沒有想過。停止也只是暫時的，比如土豆收成的那一家，當時我本來可以直接拿起相機就拍，但當時我選擇幫他們收土豆，因為我感覺這件事比我拍照更重要。 　　新京報：這些情景對你心里的影響會持續很久嗎？對你本身有什么影響？ 　　羅伯特：我拍這一類圖片已經拍了12年，慢慢已經習慣。我知道還會看到很多跟自己的生活相差萬里的情景，還有很多左右為難需要去處理。同時這些事會經常令我意識到自己有多幸運，自己所謂的“痛苦”相對而言太不算什么了。這使我比以前堅強很多，窩在家里頹廢不振的時候再沒有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