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0月，舉世聞名的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勝利結束。據考證，最先全面披露紅軍長征勝利的是上海一家文史掌故雜志——《逸經》。 　　在1937年7月出版的《逸經》雜志第33期和第34期上以連載的形式發表了署名“幽谷”的《紅軍二萬五千里西引記》“幽谷”的文章還大膽刊出了全身軍服的“毛澤東像”及“二萬五千里西引經過路線圖（由江西瑞金縣始至陜西吳起鎮終）”，另刊出圖片“紅軍在江西所發建設公債券”。關于這段史實，2005年11月16日《中華讀書報》劉統文“《紅軍長征記》出版情況及其價值”內稱“上海《逸經》第33、34期合刊上，發表了一篇署名‘幽谷’的文章《二萬五千里西引記》。”這篇文章有兩個錯記，33期與34期不是合刊而是分別出版的；“幽谷”的文章應是《紅軍二萬五千里西引記》，劉文漏了“紅軍”二字。這兩個字顯示了《逸經》主編的膽識，不該疏漏。 　　《逸經》雜志，1936年3月在上海創刊，半月刊，簡又文任社長，前22期由謝興堯主編，22期之后由陸丹林主編，1937年8月20日出至第36期后停刊（另有研究者說第37期只出了幾本樣刊，未及面世）。為適應抗戰爆發的新形勢，《逸經》與《宇宙風》、《西風》聯合出版了《宇宙風·逸經·西風非常時期聯合旬刊》，共出7期。再往后，這幾個雜志的骨干又避居香港，辦起了具有鮮明抗戰立場的《大風》雜志（1938年3月），一直堅持出到香港滄陷（總出101期）。之所以列出《逸經》刊史始末，是為了說明簡又文、陸丹林他們在那樣的環境中能夠大膽地刊布《紅軍二萬五千里西引記》，當時并不是哪一家刊物都有膽量刊登這樣既有新聞性爆炸性而又具有危險性文章的。 　　現在我們才知道“幽谷”即是中共地下黨員董健吾，公開身份是上海圣教會牧師，美國著名記者斯諾當年秘密進入陜甘寧邊區采訪，就是經由董健吾安排協助進行的。正是由于董健吾的特殊身份使他有條件先期看到由毛澤東倡議并組織編寫的回憶錄性質的《紅軍長征記》部分原稿（由于各種原因，《紅軍長征記》遲至1942年11月才在延安排版印刷，印量很少）。董健吾利用這些原稿改編成《紅軍二萬五千里西引記》，署“幽谷”之名交給簡又文的《逸經》公開發表。盡管將“長征記”改為“西引記”，在措詞語氣上進行了一番偽裝，《紅軍二萬五千里西引記》仍舊起到了在國統區宣傳紅軍長征勝利的極不尋常的意義，它比斯諾的中譯本《西行漫記》（1938年在上海出版）早了一年多的時間。 　　從版本學的角度論，《逸經》雜志的33期和34期無疑具有彌足珍貴的版本價值與革命文獻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