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造幣總廠的歷史作用
北洋造幣總廠的歷史作用
北洋造幣總廠的歷史作用
坐落在今河北區中山路上的北洋造幣總廠舊址,現在僅存一座門樓和三個半四合院,雖然它已失去了昔日的輝煌,但它在中國近代史、特別是金融史中所產生的影響卻永遠載入了史冊。近代天津之所以能成為中國北方的金融中心,除政治、經濟原因外,與北洋造幣廠的建立也有著密切的關系。
清乾隆、嘉慶年間,銀元開始從國外傳入我國,并在市場上流通。當時銀元主要有鷹洋(墨西哥銀元)、馬錢(荷蘭馬劍銀元)、本洋(西班牙銀元)、站人洋(英國在香港和印度鑄的銀元)、美國洋(美國銀元)、龍洋(日本銀元)等,其中以鷹洋最多,政府稅收和民間交易都喜用該洋。后來隨著中外貿易的發展及帝國主義的侵略,外國銀元在中國貨幣流通總額中所占比重越來越大,遂逐漸取代了我國本位幣銀兩的地位,從而加劇了中國幣制的混亂,造成大量白銀外流,銀價高漲。有鑒于此,清政府于光緒二十六年(1890年)決定自鑄銀元,與銀兩并用,因此出現雙軌制本幣。到1900年前,市場上流通的錢幣極為混亂,既有銀兩、銀元,也有輔幣銅錢(制錢),還有中國通商銀行(中國最早的銀行,1896年盛宣懷在上海創辦)發行的紙幣。而且在銀兩兌換方面,當時又因銀兩成色、重量不同而分為庫平(官方)、關平(海關)、漕平(漕運)和市平(各地市場通用)等標準,同時各地又有各地砝平標準,因此流通交易十分復雜。
1900年庚子事變后,天津市面銀根奇緊,銀號錢莊紛紛倒閉,現銀千兩貼水竟達三四百兩之多,致使物價飛漲,民不聊生,當時俗稱“鬧銀色”。與此同時,私鑄“沙板制錢”(劣質銅錢)充斥市面,嚴重影響市面交易和民生。1901年袁世凱調任直隸總督后,看到這種混亂局面,一方面召集天津銀錢業董事鄭彤勛和朱余齋等人籌設平民官錢局(后改天津銀號,即人們常說的“官銀號”),以平抑現銀貼水;另一方面檄令天津縣知事張濤嚴厲取締銀號和私制沙板制錢(當時俗稱“斷銀色”),但未奏效,主要原因是各地所鑄元寶成色不一,難以在市面上流通,交易受阻。于是袁世凱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天津設立銀元局,開鑄銀幣(北洋造銀元)、輔幣和銅錢等,并下令禁用制錢,幾經周折遂使市面逐漸趨于平穩。
由于當時我國幣制不統一,不僅影響對外貿易,也嚴重影響到稅收。于是很多官員紛紛上書要求統一“圜法”,改革幣制,提出“虛金本位”、“廢兩改元”等方案。在這種情況下,清政府于宣統二年(1910年)頒布幣制條例,規定銀元為國幣,重庫平七錢二分,含銀量九成。銀元統一由政府鑄造,各省不準私鑄。所用舊銀元即照市價逐漸收回,并停止使用。宣統三年(1911年)五月,江南(南京)和湖北(武昌)兩造幣廠開始鑄新式大清銀幣,準備于十月發行,但因辛亥革命,所鑄銀幣陸續隨市價流行于市,成為通用銀元之一種。民國成立后,袁世凱深感統一貨幣的重要和必要,遂于1914年由國民政府公布新國幣條例,并在天津成立北洋造幣總廠,同年12月24日在該廠鑄造新一元銀幣,圖像為袁世凱頭像,這就是人們俗稱的“袁大頭”。同時鑄造了銀角、銅元等輔幣。此后民國政府以天津造幣總廠的銀幣為準,逐步規范了中國的貨幣。當時廣東、湖北、福建、江南、浙江、奉天、吉林、四川的造幣廠都成為天津造幣總廠的分廠,按統一標準鑄造銀幣。
北洋造幣總廠的全套設備由天津德商瑞記洋行承辦采購,購買的美國著名常生廠最新全套造幣設備,總價格為124685美元。該設備每天按10小時工作計算,可生產各種銀幣113500枚,各種銅幣540000枚。為保證生產,造幣總廠制訂了很詳細的嚴格的生產管理制度,如生產中原料如何配比,火耗如何掌握,撞光后邊腳料如何交回稱重等等;在員工管理方面開宗明義就是“營私舞弊者撤職,任事不力者撤換,取巧誤工者記大過,任性曠時者記過……”這些新式管理制度為其他各省分廠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北洋造幣總廠的建立不僅統一了中國幣制,而且為中國近代金融業的形成與發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礎,雖然中國的“廢兩改元”到20世紀30年代初才最終完成,由銀幣過渡到紙幣,但天津北洋造幣總廠的建立為穩定當時中國的政局和經濟有著功不可沒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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