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六年(丁巳•一九一七),我五十五歲。我自五出五歸之后,這八九年來,足跡僅在湘潭附近,偶或去到長沙省城,始終沒有離開湖南省境。我本不打算再作遠游。不料連年兵亂,常有軍隊過境,南北交哄,互相混戰,附近土匪,乘機蜂起。官逼稅捐,匪逼錢谷,稍有違拒,巨禍立至。弄得食不安席,寢不安枕,沒有一天不是提心吊膽地茍全性命。那年春夏間,又發生了兵事,家鄉謠言四起,有碗飯吃的人,紛紛別謀避地之所。我正在進退兩難、一籌莫展的時候,接到樊樊山來信,勸我到京居住,賣畫足可自給。我迫不得已,辭別了父母妻子,攜著簡單行李,獨自動身北上。 　　陰歷五月十二日到京,這是我第二次來到北京,住在前門外西河沿排子胡同阜豐米局后院郭葆生家。住了不到十天,恰逢復辟之變,北京城內,風聲鶴唳,一夕數驚。葆生說:“民國元年正月,亂兵到處搶劫,鬧得很兇,此番變起,不可不加小心。”遂于五月二十日,帶著眷屬,到天津租界去避難,我也隨著去了。龍陽人易實甫,名順鼎,我因樊樊山的介紹,和他相識,他也常到葆生家來閑談,和我雖是初交,卻很投機。他聽說我們要赴津避難,力勸不必多此一舉。我走的那天,他還派人約我到煤市街文明園聽坤伶鮮靈芝的戲,我只好辜負他的厚意,回了一張便條辭謝了。我們坐上火車,路過黃村萬莊一帶,正值段祺瑞部將李長泰的軍隊和張勛的辮子兵,打得非常激烈,火車到站,不敢停留,冒著炮火,直沖過去,僥幸沒出危險,平安到津。到六月底,又隨同葆生一家,返回北京,住在延壽街炭兒胡同,也是郭葆生家。那里同住的,有一個無賴,專想騙葆生的錢,因我在旁,礙了他的手腳,就處處跟我為難。我想,對付小人,還是遠而避之,不去惹他的好,遂搬到西磚胡同法源寺廟內,和楊潛庵同住。潛庵,名昭雋,本是同鄉熟友,寫得一筆好字,送我的字真不少,我刻了兩方印章,送他為報。張仲也在北京,住在閻王廟街,常來法源寺,和我敘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