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覽“世界文明珍寶———大英博物館250年之藏品”3月18日在首都博物館開展后，觀眾日進6000，“擠破”門檻的消息傳來，既喜又悲。 　　國富民強，國民整體文化素質提升，文化鑒賞能力提高，不出國門，見識到聞名遐邇的大英博物館藏品，這是盛世幸事。 　　再聯想到正在北京世紀壇舉行的意大利文藝復興藝術展上達·芬奇肖像畫真跡前圍聚的人群，博物館有識之士的努力博得公眾認可，是謂喜。 　　而所謂悲，就我國2000多座博物館來說，這樣的“盛況”實在太少！大英博物館藏品展、意大利文藝復興展門庭若市反響熱烈，表明博物館承載的公共文化服務需求十分迫切。但事實是，據國家文物局2004年統計，我國現有各類博物館2126座，其中文物系統博物館1507座，其他包括個人、行業博物館達到600多座，每年舉辦的陳列展覽近1萬個，然而觀眾人次僅1．8億多，也就是說，每8人中只有一個人一年會進一次博物館。真正的平民階層，包括工人和農民幾乎從不進博物館。作為公共文化服務場所的博物館，遠在視野之外，利用率如此之低，顯然沒有實現其文化服務的追求。 　　過于專業和嚴謹 　　為“小眾”還是為“大眾” 　　為“小眾”還是為“大眾”的定位不清，一直是我國博物館建設發展的掣肘。 　　博物館不僅是文物保存場地，更應該成為知識傳播的重要場所。長期以來，我國絕大多數博物館始終停留在收集儲藏文物，為專家和研究需要服務的小眾層面上。由此出發，一方面，藏品利用率偏低，一些大館的展品只占藏品1％，最多只有20％—30％，許多博物館的藏品自進館之日起，就進入塵封之日，沒有機會與世人見面，加以庫房條件不好，無序堆放導致毀損遺失也無人知曉；另一方面，公之于眾的展陳講究學術性、系統性和完整性，過于專業化的布置，展品密度大，闡釋少，缺乏親和力。研究者畢竟是少數，絕大多數觀眾即使慕名走進博物館，在“拒人千里”的展柜前也難得駐留，更難有收益。 　　懷藏珍寶卻無人眷顧，博物館的傳統服務理念受到質疑。“讓更多的觀眾接受博物館并從中受益，這是博物館的目的，其他如藏品管理、科學研究等，都要服從這個中心。”許多場合，都可以聽到中國博物館學會常務副理事長馬自樹的呼吁。他認為，博物館從藏品類型上可以分為綜合性和專題性，從所有制性質可以分為國有博物館和私人博物館，但只要是博物館，就應該立足文化傳播的終極目標，就應該最大程度地開放和吸引觀眾，就應該激發主客體的互動，共同完成對知識的傳播，讓博物館真正成為人類記憶的現場與文化殿堂。 　　“文物征集是博物館的歷史責任，用以記錄不同時段人們的認知水平和審美理念。”做了近20年博物館館長的首都博物館常務副館長韓永指出，除了完成這一職責，對當代人介紹并傳播這些文化，是任何一個博物館無法推卸的義務。他認為博物館與私人收藏不一樣，對公眾越開放得徹底越好，要讓大眾實現平等參與的權利，滿足文化消費的需求。 　　懷揣珍寶卻“拒人千里” 　　以物為本更要以人為本 　　籌備“世界文明珍寶———大英博物館250年之藏品”展，讓韓永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在大英博物館，任何一個觀眾都可以通過預約，在一對一的服務中，看到并觸摸12世紀的紙質品。芝加哥博物館也是如此，物和人的需求都得到足夠的尊重。” 　　兩相對照，正如馬自樹所言，“面對全社會對文化支持和智力支持的迫切需求，我國博物館在展示宣傳和社會服務方面顯然存在很大的差距和諸多的不適應，設備陳舊、內容陳舊、形式陳舊，等等”。“內容陳舊和形式陳舊則涉及到觀念陳舊，這是我國博物館當下存在的根本問題，緣于對以人為本的認識不足。”韓永說。 　　博物館收藏著豐富的人類文化遺產資源，為人類提供了與自然、與歷史對話的機緣。而這一資源，只有通過傳播才能實現使用價值。要傳播，要讓大眾接受，就必須好看。北京市文物局局長梅寧華認為，“內容越豐富，形式有創意，傳播效果才好。目無觀眾，缺乏細節關懷，缺乏人文氣息，必然無法實現傳播目標。傳播文明的場所，必須以人為本。” 　　事實上，我國博物館目前通病是，“藏品是一流的，展陳水準是二流的，服務質量是三流的”。看展覽，成為不愉快的記憶。一些大的博物館已經意識到這一問題的嚴重性。 　　新落成的首都博物館由胡同深處的孔廟搬到“紅塵萬丈”的長安街，完成的不僅是地理位置和建筑外殼的改變，最大的變化是博物館經營理念的徹底改造。13個展覽同時展出，尤其是大英博物館強大的號召力，使首都博物館每天早晨9點開館前門前熙熙攘攘，成為一大景觀。由于擁有完善的軟硬服務包括合理的導引服務和趣味盎然的休閑場所，首都博物館從北京眾多的人文景觀中脫穎而出。梅寧華說，“人們進入首都博物館，獲得人文關懷，滿足了人文品質的提升需求，而教育則是在這樣的無言的氛圍中獲得。” 　　投入不足　設備陳舊 　　要加大投入也要社會資助 　　“博物館業正處于上升階段，各省建立了包括上海博物館、河南博物院、山西博物院等在內的一批高質量的大館，與此同時，文化交流活動日益頻繁，中外互辦展覽已是家常便飯，我們正在學習并吸收一些國際上先進的博物館管理理念。”國家文物局博物館司副司長李培松指出，“但是，投入不足依然是各地博物館面臨的主要問題”。 　　設備陳舊包括從業人員素質偏低，投入不足是根本原因。首都博物館能夠有魄力地引進世界一流展覽，與北京市政府一年幾千萬的財政支持有著極大關系。韓永也表示，“就國情而言，這一個案目前無法推廣，在政府的投入有限的前提下，謀求博物館的多種投資渠道，是當務之急。” 　　博物館作為公益事業，應該鼓勵贊助，建立不以盈利為目的，不以投資回報為目的的文化贊助制度，已成共識。 　　與國外博物館大多有自己的贊助商相反，我國博物館大多沒有贊助。原因很復雜，一方面是企業包括公民的公益事業贊助意識不強，另一方面也與稅收政策有關。國外的公益事業贊助，一部分通過政府稅收的二次分配獲得，一部分通過政府減免稅收鼓勵企業將應繳的稅款直接投入公益事業獲取。國外博物館的運轉經驗表明，完善的贊助制度和基金制度，是博物館的經濟保障。“我國目前雖有基金體系，但稅收政策還不配套。許多企業是用企業的利潤來贊助博物館，這種精神更可貴。”韓永感嘆。 　　博物館不在規模大小，而在于內容特色和傳播形式。赫赫有名的大英博物館，據說在現任館長就任之前已經死氣沉沉，是一個館長的努力讓沉睡的珍寶重新復活，進入廣泛傳播的視野。而在中國，自1905年張謇舉一己之力在南通辦起第一座博物館南通博物苑以來，博物館的成長在開放的當代中國得到關注：博物館的類型慢慢豐富，由以前的單一史志型發展為多種專題性博物館；根據“十一五”規劃，到2010年，我國56個民族每個民族至少要建立一個博物館。面對這一誘人的前景和他山豐富的經驗，我國博物館發展空間應有許多可為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