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龐萊臣和他的《虛齋名畫》 　　在近代中國史上，出現了很多富有愛國心的書畫收藏世家。由于他們的努力，才使得因戰亂而散落在民間的歷代書畫，得到妥善的保管。新中國建立之后，他們中間有很多人又將自己的藏品，無私地捐獻給國家。龐萊臣和他的后人龐增和，就是這樣一個富有愛國心的書畫收藏世家。上個世紀60年代，龐增和先生將百余件上至宋元下至民國的書畫絕品，捐獻給了南京博物院，成為南博近4萬件書畫藏品中的一部分。為紀念龐先生的義舉，南京博物院在院慶70周年期間，在古代書畫館舉辦了龐增和捐獻書畫特展，在博物館界和全社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龐先生所捐獻的絕大部分書畫，雖在各種畫集出版過，但為表示對他當年義舉的敬重，近日，南京博物院決定將他捐獻的書畫匯編成大型的畫集公開出版。這本集子所收入的自宋至清的百余件書畫，可謂是名作如云，觀之似行山陰道上有目不暇接之感。我參與了該畫冊資料整理工作，查閱了一些有關龐萊臣藏畫的原始資料，了解到一些當年龐增和先生捐獻藏畫給南博的情況，現略作介紹。 　　龐萊臣(1864-1949)，名元濟，字萊臣，號虛齋，浙江南潯人。他生長在一個富裕的大商人家庭，青年時期繼承了父親的產業，在家鄉經營龐滋德國藥號和龐怡醬園。曾到日本進行商業方面的考察，是個眼界比較開闊的商人。1918年他發起組建了“潯震電燈有限公司”，被譽為“浙江民族工業的開創者”。1916年在上海開辦了龍章造紙廠，是當時上海惟一家造紙企業。此外，他還在蘇州和杭州等地開設典當行，并且擁有大量的房地產業。凡此種種都為他成為大收藏家奠定了豐厚的物資基礎。和吳湖帆、張大千不同，龐萊臣不是以職業畫家身份而兼收藏家的，而是以一個實業家的身份而兼收藏家的。在當時的上海，有很多實業家都投入到對古代書畫的收藏活動中，成為海上收藏家的主力。而龐萊臣無疑是他們中最為杰出的代表。他自幼對書畫有著濃厚的興趣，所作的山水取法“四王”，功力深厚，在目前的拍賣會上還時常能夠見到。我想這也是他終生收藏書畫樂此不疲的原因。 　　龐萊臣生活的時代，正是中國近代史上內憂外患災難重重的時代。在中國歷史上，每到天下大亂世事不平的時候，都是書畫由官家的收藏，轉為民間收藏的轉折期。龐萊臣以其雄厚的財力為支撐，加上準確精到的眼光，在不長的時間內就收進了許多名跡。特別是收進狄平子的藏畫為他初期藏畫的重大舉措，狄是海上著名的報人兼書法家。他所藏的書畫，除了清代的“四王”、吳、惲外，還收藏了一些唐、宋、元三代的名跡，如尉遲乙僧的《天王像》、王齊翰的《挑耳圖》、王蒙的《青卞隱居圖》等都是赫赫有名的杰作。此時清代皇宮的書畫藏品開始流向民間，龐萊臣陸續收進了很多清宮藏畫。他為了對所收藏書畫進行整理和歸類，初期聘請陸恢、張硯孫、張唯庭對其藏品進行編目和整理。其中陸恢在他家的時間最長，前后有20年之久。陸恢在為他掌管書畫期間，有可能復制過一些名家的書畫。但到現在還沒有確切的資料，只能夠是猜測而已。我從南京博物院所藏的很多“虛齋名畫”簽條都出自陸恢手書這點來看，陸恢倒很可能是他書畫入藏重要的掌眼人。在他晚年主要是由張大壯、吳琴木、邱林南為其掌管書畫的。其中張、吳兩人日后的畫名很大，這和他們在龐家得觀歷代眾多的名跡是不無關系的。在現代照相術沒有傳播到中國之前，收藏家們最大的心愿就是用文字著錄的形式，為自己的藏品留一個畫目。龐萊臣也不例外，他一生為自己的書畫藏品編過三本書：《虛齋名畫錄》《虛齋名畫續錄》《中華歷代名畫記》。最早的一本《虛齋名畫錄》出版于清宣統元年歲次己酉，即公元1909年。他請了當時在上海賣字為生的鄭孝胥，為此書題了扉頁及題記。龐萊臣在自序中用富有深情的語言寫道：“搜羅漸及國初，由國初而前明，由明而宋，上至五代李唐循而進。每遇名跡，不惜重資購求，南北收藏，如吳門汪氏、顧氏……爭出所蓄，聞風而至，云煙過眼，幾無虛日。期間凡畫法之精粗，設色之明暗，紙絹之新舊，題跋之真偽，時代代易，面目各不相同，靡不惟日孜孜潛心考索，稍有疑惑，寧謹慎勿爛，往往數百幅中不過二三幅，積儲二十余年而所得僅僅若此。歐陽子曰：物常聚于所好，而常得于有力之強。余不敢有力自居，惟好之即篤，積直既久，則凡歷代有名大家，蓋于是略備焉。”從這段話中間我們體會到，一個收藏家在收藏的過程之中的酸甜苦辣。作為龐萊臣得力助手的陸恢，也為該書寫文道：“予客虛齋今幾二十年，談藝甚恰，有持名跡至，必邀與賞析。而是錄登載，出入間亦兼糅芻言，故能習之性情而津津樂道之。”體現出他和龐萊臣之間的關系，是遠超出一般雇主和雇員關系的。此書著錄的歷代名畫共計538件。續編《虛齋名畫續錄》則是在1924年完成的，所收的歷代名畫96件，其中單是宋、元兩代的名畫就有32件。按照當時的風氣，這種畫錄都是要請名家寫點文章來裝點門面的。本書敘為前清遺老朱孝臧所寫。他在文章中，對龐萊臣書畫收藏作了很高的評價：“虛齋主人以鑒藏名海內久矣，曩昔嘗編名畫錄十六卷餉世。”從龐萊臣的收藏書畫的數量和質量來看此語是不為過的。朱在文章中也流露出對龐氏過分重視他的藏畫，不太重視所藏的書法的作法微有不滿，寫道“君早編名書錄合成兩美”。事實上，此書到龐萊臣去世也沒有編輯出來，有負朱孝臧之意多矣。這是和他一貫重視繪畫輕視書法不無關系的，古玩行中有好字賣不過爛畫之說，意思是書法的經濟價值不如繪畫。龐氏對字畫的態度也是如此。 　　二、龐氏家族對藏畫保管和捐獻的情況 　　1949年是中國社會發生天翻地覆變化的一年，一代收藏大家龐萊臣就是在這年去世的。他身后留下來的大量古代書畫如何處理，成了各方面關注的焦點。他所收藏的歷代書畫的實際分割的情況是這樣的，總共分為3份。一部分由他的孫子龐增和繼承了下來。他這部分藏品中的大部分，于上世紀60年代捐獻給了南京博物院，其余則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后，又捐獻給蘇州博物館。龐萊臣留下來的另外兩部分的藏品，也陸續被國家各大博物館收購。除了早年流到海外的那些虛齋舊藏外，留在國內的基本上由故宮博物院、上海博物館、南京博物院、蘇州博物館4家單位所收藏，可謂是得其所哉了。在太平盛世，書畫往往從民間向官方集中，這也是歷史發展的規律。 　　50年代的國家文物局副局長鄭振鐸先生，對龐家書畫的征集工作高度重視。他在寫給上海文管會負責人徐森玉信中有：“龐氏畫，我局在第二批單中，又挑選了23件，茲將目錄附上：‘非要不可’單中，最主要者，且實際‘非要不可’者，不過沈周《落花詩圖卷》等六件而已。因此間明清的畫，至為缺少也。”鄭先生關心的沈周的《落花詩卷》現在就存于南京博物院。看來當年由于某種原因，這件作品沒有如鄭先生所愿入藏故宮博物院。但從中可見，作為文物界的最高領導對龐家書畫征集工作的重視程度。 　　南京博物院的前身是國民黨的中央博物院。在解放前夕，該院所藏的歷代書畫隨南遷文物被帶到臺灣。所以在解放后，南博的書畫的收藏量很少。今天，南博的書畫收藏有如此大的規模，完全是幾代南博人努力的結果。尤其是曾昭燠院長的貢獻，是不可不提的。她在書畫的征集方面很費了一番苦心，和很多收藏家如嚴惠宇等人交朋友。聘請徐森玉、張珩、謝稚柳等專家為藏品把關。在10年的時間內，南博藏畫的數量和質量就越居全國博物館系統的第三位，這是張珩先生60年代對南博藏畫的評價，現在看來依舊是非常準確的。而對龐家書畫藏品的征集，無疑是南博的一個大手筆。在目前所能見到的文章、專著中，關于龐增和如何將所藏書畫捐獻給南京博物院的詳細情況，大都是語焉不詳。2003年南京博物院在院慶70周年期間，專門舉辦了龐增和捐獻書畫特展，并邀請其后人龐叔齡專程到南博參觀該展。她看到該展后非常激動，往事重新涌上心頭，回去之后給南博寫來洋洋千言的書面材料。對當年其父捐獻書畫家的詳細情況作了回憶，應該是比較可靠的第一手材料，現摘要如下： 　　“記得當年省文化局長鄭薄來家作動員工作，講的話很簡單：解放前夕，國民黨拿走了南博的國寶，尤其是書畫大部分都被帶去臺灣了，現在院內已無好的藏品，我們很尊重龐萊臣先生的為人，現在國家有困難，你們龐家是否能鼎力相助。曾祖母和父親聽后感到以國家利益為重，龐家應義無返顧地走在前面，就這樣沒幾天就決定了，根本沒有向國家提出任何條件，沒有來一分錢獎勵，一直到父親病重去世。（掛在客廳里的一張獎狀在文革中給紅衛兵拿走了）。 　　曾祖父出《虛齋名畫錄》《中化歷代名畫記》《名筆集勝》中英文對照，尺寸照片都有。這次展出宋代趙佶的《鴝鵒圖》也在其中。曾祖父多次和官維初（文革中間過世）去日本、英國、美國展出藏品。有次去日本后，有位日本的富商非常喜歡這幅《鴝鵒圖》，多次托一姓張的朋友來講，價格一漲再漲，最后到只要曾祖父開口決不還價的地步。曾祖父十分討厭，問了這張姓朋友一句話，你是否是中國人？從此這人再沒有來過我家了。” 　　南京博物院對龐家后人的生活學習的情況是非常關心的。前些年在知道龐家住房上有困難的時候，專門向江蘇省政府申請了30萬元，為他們在蘇州購置了新的住房。 　　關于龐氏家族在抗日戰爭期間保護藏畫的情況，我們以前所知道也很少，特別是對他的藏品如何從南潯安全轉移到上海的情況，幾乎未見有詳細的文字記載。龐叔齡的文章中亦有描述，足為研究現代書畫收藏史家作為參考： “日本侵略中國了，害怕這批珍貴的書畫被日本人搶去，曾祖父決定離開南潯，拿它們轉移到上海。為了路途的安全，曾祖父帶書畫坐船走水路，曾祖母帶父親和叔叔走陸路分開來，結果逃難時，曾祖母一個婦道人家路線不熟走失了，一個星期沒有消息。曾祖父在上海急得哭了，飯也吃不下，托人四處打聽，最后總算在浙江烏鎮找到了他們。 　　曾祖父不但自幼喜愛書畫，他還教父親和叔叔畫畫，父親他們的啟蒙老師是吳琴木，后來曾祖父身體不好去世了，沒能再繼續下去。但父親知道祖父的心愿，后人都要學點，要不是文革浩劫，龐左玉姑婆將會是我的啟蒙老師了。” 　　在全國解放前夕，在大陸的收藏家都面臨著何去何從的問題。大部分的收藏家如吳湖帆、葉恭綽等人選擇了留在大陸，他們的藏品也隨之留了下來。也有的收藏家如張大千、王季遷去了國外，他們的藏品也隨之飄洋過海散到四方。龐家的藏品也面臨著這樣的問題，并且差點就要同原故宮博物院歷代書畫一樣，去了臺灣。如果真的成為事實，今天要研究觀看這批珍貴的畫作的難度，就要大大增加了。這方面的情況在龐叔齡的文章中也有描述： 　　“1949年曾祖父過世后，家里面比較亂，在全國將要解放前夕，侄子龐秉禮因是孫立人的秘書，他來動員曾祖母要全家搬遷臺灣，當時畫已經全部裝箱，部隊的軍車也聯系好了。最后一天曾祖母、父親還有一個叫沈哲明的總管（文革期間去世）一起商量。最后，認為去臺灣不合適，孤兒寡母的在臺灣很難保存好曾祖父這一輩子的心血，他仍感到龐家的根應在中國，在江浙。也許這也是龐氏家族冥冥之中對祖國的理意吧……” 　　三、南博藏品賞析 　　南博所藏的“虛齋名畫”是龐萊臣藏品中比較精的一部分，但宋、元、明、清俱備。其中宋代的畫有兩件，最著名的就是宋徽宗的《鴝鵒圖》。我有機會親覽此畫，畫面上歷代的接筆、補墨的痕跡清清楚楚。且因多次清洗，畫面的整體墨色退化，有凄漓模糊之狀，也就是俗話所說的“起霜”。上世紀70年代，此畫曾經請故宮博物院的徐邦達、劉九廠、馬子云3先生鑒定過，他們寫有共同署名的意見書，認為此畫是件宋代的作品，畫面接筆時間的下限，最晚是在元末明初。南宋夏圭山水畫傳世不多，龐氏捐獻的夏圭山水圖，詩堂是乾隆皇帝的親筆，用金粟廠藏經紙所書寫，是一件流傳有緒著錄有征的山水名作。元代是中國山水畫的一個高峰，特別是“元四家”的作品，更是被明清二代的正統畫派，推崇到無以復加的程度。龐氏一人所捐獻給南博的“元四家”作品就有3件，可謂巨矣，惟有王蒙的作品缺如。黃公望的《富春大嶺圖》是他晚年的代表作，這件作品和他的名作《富春山居圖》都是描繪富春江一帶的風光的，都是用純粹的水墨完成。其用筆出線有篆籀之意，古拙蒼渾。墨氣華滋的確是達到了化境。此外倪云林的《枯木竹石圖》和吳鎮的《松泉圖》都是他們最有代表性格的作品，體現出元代文人畫的至高成就。 　　明代的繪畫經過了兩個時期，在沈周之前是浙派一統天下的時代，出現了吳偉、戴進這樣的大家。但到了沈周出現之后這種情況發生了變化，吳門畫派，興盛起來。龐萊臣受到董其昌南北宗論的影響，對吳門畫派及董其昌的作品情有獨鐘，收藏了大量的沈周、文征明、仇英的作品。其中沈周的《東莊圖冊》是歷史上赫赫名跡，是沈周由細深向粗放過渡的代表作。他用細膩的筆觸描繪了江南私家園林的寧靜和安詳之美。文徵明的《萬壑爭流圖》是他八旬后的青綠山水杰作，畫中的樹木山石重重疊疊，密而不亂。在色彩的運用上，他用多次渲染的方法表現出沉著明快的山的固有色。其色彩的技巧不讓于西洋的油畫。此外周天球、文嘉等人都有佳作被虛齋收列入藏。 　　龐增和所捐獻的清代的繪畫作品中，以“四王”、吳、惲的山水為最多。其中王時敏的山水隸書對開冊，展現出他在書法和山水畫兩方面的成就。惲南田的山水和花卉冊，則體現出他全面的藝術修養，無論是他的字、詩、畫都是那樣的溫文爾雅，富有內在韻味。而吳歷的《靜深秋曉圖》則是美術史上的名作，他用元代王蒙牛毛皴的方法，表現山巒的錯落起伏，赭石的渲染又讓山石增加了厚度。在清代后期畫家作品中，以戴熙的作品為最多，計有11件。他是清末“四王”山水派的大家，不但繼承了前輩的藝術風格，還獨創了“蟬翼皴”，在美術史上是占有重要地位的。這批作品除了山水外還有花鳥，完整地反映了戴熙繪畫藝術全方位的成就。此外，在他的藏品中還有很多不被美術史所重視的畫家的作品，如王禮的12開花鳥冊。通過這本冊頁，能夠清晰地看出來，作者對動物造型的準確講究，對色彩豐富變化的探尋，以及對后來嶺南派的影響等。 　　相對于對正統畫派的藏品熱衷收藏不同，龐萊臣對“四僧”和“揚州八怪”的繪畫的收藏就很不重視了。從所捐獻給南京博物院的百余幅作品來看，清代的“四僧”中間只有八大山人的一件山水大通屏。就這件通屏而言，其尺幅之大和在藝術上的成就之高，在八大山人的作品中間，都是很少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