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紀80年代初，一些中國的攝影師通過民間的渠道看到了法國攝影師馬克•里布的畫冊《中國》和美聯社攝影記者劉香成的畫冊《毛以后的中國》，對大家的振動很大。這兩位外國攝影師在中國拍攝的照片和此前所見中國攝影師的照片大不一樣。前者真實生動，后者虛假、呆板。當時我們的一些中國的年青攝影師就暗下決心。再過20年，中國人的真實生活不能靠光外國人來記錄。 　　1981年，原美聯社著名攝影記者劉香成曾對中國記者說：“中國人只會拍日出日落、老人、小孩和女人。” 　　1995年，他在香港主持M圖片社時曾對我說："全世界的攝影師都在盯著中國，但是，中國的攝影師都在睡大覺。” 　　2003年，由廣東美術館主辦，FOEOE.COM承辦的《中國人本》影展很成功。不僅被上海美術館和中國美術館借展。2006年5月還將應邀赴德國的柏林漢堡和法蘭克福等五個城市的博物館展出。本人有幸參與了該影展的策展工作，我們走了全國20多個省，見到了許多老朋友和朋友的朋友。看到他們10多萬張照片和底片。從中選出了250位作者的601張參展作品。這些作品只是冰山一角，但已可以看到中國的攝影師已不再“睡大覺”，不再是只會拍日出、日落以及老人、小孩和女人，也不是只會奉命拍攝的工具了。他們中有攝影記者，有前衛藝術家，有業余發燒友還有商業攝影師。但是他們有一點是共同的：那就是追求真實、拍自己所見，表達自己所思。 　　到了1987年之后，我們這一代攝影師已漸趨成熟。那個時代，人們的思想十分活躍。于是，攝影界興起了“理論熱”。這“理論熱”對攝影界突破老的教條和禁區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到了1980年代末，我認為這理論熱如果僅停留在辨別是非對錯和指導大方向的層面上是很難深入下去的。人家文學有文學史，美術有美術史；我們入行當攝影記者也必學新聞史，而我們攝影界卻沒有像樣的攝影史。沒有史何談真正的理論。 　　這些年，當我聽到四月影會發起人王志平對我說：他拍的“四•五”天安門事件以及“四月影會”影展期間的作品都已丟失了的時候；當河南某朋友告訴我他手頭的底片除了得過獎、發表過的幾十張以外，全都隨手丟了；我還見到一些七、八十歲的老前輩正焦慮地收集整理自己的底片和小樣，希望能出本自己的畫冊，這些老前輩的底片有很多都在文革中被‘破四舊’銷毀了。我們這一代的底片也正隨著時間的流逝正在自生自滅……記得2002年年底，侯登科生病垂危的時候，朋友們在媒體上呼吁“攝影師的作品誰來收藏！” 　　大概也是在2002年，由于西方人辦的畫廊開始收藏中國攝影家的當代攝影作品，攝影收藏及其高額的收藏費成為攝影界熱門的話題。 　　我認為，西方畫廊收藏的中國作品主要是觀念的、前衛一類的藝術品，而且這些作品的創作和傳播是有西方人參與的，他們有全球藝術史的背景，有藝術理論的支持。但中國的紀實攝影、新聞攝影、沙龍攝影主要是本土攝影史范疇的事，它們的收藏價值還有待中國攝影史的研究。而史論的研究是建立在文本的基礎上的，現在我們連文本都沒有整理收集起來，怎能寫出中國攝影史。沒有文本，沒有史，理論也只能建立在沙堆和碎片上了。沒有史、沒有論、圖片收藏連風險投資都不算。而外國人是沒有義務幫中國整理中國的攝影史的，只能靠我們自己。 　　今年，沙飛的女兒王雁編著《沙飛攝影全集》、《沙飛攝影選集》、《鐵色見證---我的父親沙飛》等6部著作。為我們展現了一個中國攝影師一生的大部分攝影作品和他的年表、論文以及人生故事。我認為她為后人在整理中國攝影史時做出了一個范本。王雁用了10年的工夫，采訪了上百個沙飛的見證人；請教了各方面的專家收集了大量有關沙飛的資料；更重要的是把沙飛的全部可找到的底片和照片作品都掃描成電子文件。這是中國攝影史的一份寶貴財富。 　　今年適逢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全國各媒體刊物登載了大量抗日戰爭的圖片。其中有卡帕以西方記者的身份記者拍攝的圖片；有沙飛和他的戰友們拍攝的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抗日根據地的圖片，還有日軍拍攝的在中國土地上耀武揚威的圖片。 　　臺灣的圖片收藏家、編輯秦風先生向大陸媒體提供的大量正面戰場和大后方的記者拍攝的圖片里，有許多非常好的攝影作品，可惜它們的作者都無從查考。從現有的資料看來，在二戰的中國戰場上。只有沙飛和卡帕的眾多成系統的作品可以看到作者寬闊的視角，深入采訪的功夫以及他們突出的攝影風格。 　　在今年的平遙國際攝影大展上，有一位外國攝影師看到了《沙飛攝影全集》贊不絕口。有中國的朋友告訴他：“沙飛是中國的卡帕。”那位外國攝影師說：“不，他比卡帕還要棒。”我認為，沙飛在二戰攝影史中的地位有待學者的研究，但他所拍攝的敵后抗日根據地本身就是二戰中的奇跡。他不僅拍攝了鼓舞中國人士氣的《戰斗在古長城上》等作品，而且拍攝了日軍暴行的罪證，以及抗日軍民的戰斗場面，還拍攝了根據地的生產、訓練、婦女解放、醫療衛生、文化生活以及軍政建設等方方面面，他還為《抗敵報》和《晉察冀畫報》的創刊付出了大量的心血。中國攝影史上的沙飛和中國音樂史上的創作了《黃河大合唱》的冼星海還有創作了《義勇軍進行曲》的聶耳一樣的偉大。 　　沙飛不幸英年早逝，沙飛有幸有女長成。王雁把一個活生生的沙飛和他偉大的作品從歷史的塵埃中揀了出來。 　　法國著名的策展人阿蘭.朱利安是平遙國際攝影大展，廣東國際攝影雙年展和連州國際攝影年展的創始人之一。他曾多次提醒中國攝影師和策展人不要對外國攝影師的采取仰視的態度。 　　如果說20世紀80年代初，中國的國門初開，我們見到了豐富多彩并且正在飛速發展的世界，那時侯我們產生自卑感，還情有可原。那么，今天中國攝影師中不時流露的自卑感，就怨我國的出版機構沒有翻譯出版好的世界攝影史以及眾多攝影大師的畫冊；怨我國的攝影文化機構沒有認真投入人力、物力梳理、研究中國的攝影史。 　　好在中國有了許多國際攝影節和攝影展，使我們的眼界越來越打開了，也為中國攝影師提供了更多展示自己的機會，使我們能與外國的攝影師平等對話了。 　　20世紀90年代末，馬克.里布的影展在北京舉行。有朋友看了他新近拍的中國說：“馬克.里布老了。”我說：“未必！你過20年以后再看，他拍攝的今天的中國的信息我們不一定就拍到了。”其實，中國攝影師永遠需要外國攝影師作為參照，也需要中國攝影史的參照。